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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卷總論
總論．佛教美術人物概述
張總│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緒論
編輯世界佛教美術圖典，是一項大事業，佛教史上不乏偉大的工程，到了近現代，情況有所不同。現時既有阿富汗巴米揚石窟大佛慘遭毀破，也有中國江蘇無錫祥符禪寺靈山大佛、廣東佛山南海觀音菩薩像的新建、香港大嶼山寶蓮禪寺天壇大佛的興造、臺灣佛陀紀念館的落成，以及歐美各處的佛光道場等。除硬體之外，在思想文化藝術的軟體方面，更有重視與建設的必要。如今科學昌明、技術發達、學術普及，現代社會的資訊交通已遠非過去可比，但心靈觀念、文化形態，未必能富於古人。而且環境變遷、物欲橫流及氣候災變，更顯出對先賢聖人造就的輝煌歷史文化進行整理的必要與緊迫。《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的編輯宗旨正切合時代的需要。其中就人物卷的撰述，卻有其特殊性與難疑之點。
佛教有宗教、社會、文化等多重層面，藝術亦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佛教藝術的創制複作，工匠在其中起了極大的作用，但以宗教信仰為目的，因而不計留名。不過古代名家與工匠也有互動，中國自魏晉南北朝（220～589）以來，藝術家意識覺醒與作品的形成，在佛教美術也留下重要的印痕。隋（581～618）唐（618～907）時最重要的藝匠畫師與最主要的作品，幾乎都離不開宗教。五代（907～960）宋（960～1279）以後，工匠族群也有姓名銘留。元代（1271～1368）以來文人畫形成，明（1368～1644）清（1644～1911）時著名畫僧多擅山水花鳥，如此等等，可知宗教作品與藝術間有所交叉，又有區別，藝術家與工匠也有混有分，文人畫與宗教畫也有交織。綜括而論，留存在世的佛教美術作品，主要是工匠們的造作，多不詳其姓名，欲對其了知必須依靠考證的工夫，並藉助參用田野調查的美術史，才能全面地掌握。如印度的桑奇大塔（Sanchi Great Stupa）、阿旃陀石窟、阿瑪拉瓦提大塔（Amaravati Stupa）、犍陀羅、秣菟羅（Mathura）、鹿野苑的佛菩薩像，阿富汗大立佛，中國雲岡與龍門、敦煌石窟及大足安岳石刻，以及寺院塔幢，還有出土的造像、傳世畫作等，無不如此。其年代跨度與地域囊括雖大，但仍難構築起藝術家與工匠、創建與複造者們的譜系。可以說佛教美術主要是無名工匠所製作的藝術品體系，與近現代社會藝術體系以藝術家個人創造為主的作品，確有不同。
現今的研討，離不開文獻累積中的畫聖諸賢事蹟，更應重視敦煌寫經題名、石刻考工歸輯、出土唐卡的型類、偏遠石窟中諸族匠工的留名，雖然這些材料零散不整，卻比歷代古書傳載更貼近歷史真實。然而由於篇幅有限，本文亦難將這些成果寫入輯全，只能盡力擇選一角，以示學術發展匯流，勉力使古匠遠哲的光輝燦芒不致全掩。
一、中國佛教美術人物
（一）漢地
1.書法
佛教與中國文化之結合形成了特殊的書法藝術。佛法主要以經典形態傳播，抄寫經典就是佛法弘傳流通的形態，也顯示了佛教書法的特色。佛教書法體現於漢、藏、蒙、傣等文字中，並有梵篋、竹簡、紙、絹、石經、版刻、碑記、題銘等多種形態，而漢地軟體毛筆書法極為突出。經典與碑銘等載體須有傳譯、書抄、鐫刻上石等工序，其翻譯與作者情況稍微明朗，而書寫與鐫刻者多未留名。敦煌與吐魯番是中國出土佛經既豐且珍的集中地，一九○○年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經洞秘室內發現大量十六國（303～439）至北宋（960～1127）年間文書，其中寫本佛經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吐魯番則分散多批出土，至二○一○年吐峪溝石窟遺址的考古工作還有所發現。這些寫經一般稱為「經生書」，僅有少數經生留有姓名。歷朝各代碑銘及刻經也有些書手刻匠存名。因中國歷史久遠及學者們多方探求，現能收集的官私經生寫手與刻匠姓名仍有不少，本節擇要而論述。
（1）魏晉南北朝
《高僧傳》載，西晉（265～316）時洛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手寫細書黃縑《大品般若經》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後遇事經火而不焚。中國現存最早的寫經發現於新疆吐魯番。一九一二年吐峪溝石窟出土的西晉元康六年（296）《諸佛要集經》寫本，原刊日本《西域考古圖譜》，至二○○五年前又發現新殘片。題記為元康二年由竺法護執胡本口授、聶承遠譯出，和上弟子竺法首筆授，至元康六年寫成後流傳，而元康四年譯於酒泉（此應為吐魯番之酒泉）、竺法首筆授的《聖法印經》有日本知恩寺具題記傳世古本。竺法首為此兩部譯經的寫定者1，為現知中國最早寫經的原書者2。
甘肅省博物館藏《法句經》卷第二十八〈道行品〉與卷第二十九〈泥洹品〉，卷末兩則題記，題前涼「升平十二年（368）沙彌淨明」、東晉「咸安三年（373）十月二十日沙彌淨明誦習法句起」，可知書寫者是淨明。上海博物館藏後涼麟嘉五年（393）王相高寫支謙譯《維摩經》殘本。而北涼神璽三年（399）《正法華經》卷十〈光世音普門品〉由張施所寫3。西涼建初元年（405）比丘德祐所書《十誦比丘戒本》，體現出由隸至楷的自然過渡。有趣的是後三者題記中均自稱手拙、書（疏）拙莫見笑等，可見當時彼地寫經風尚。吐魯番所出的己丑歲（449）《持世經》，是來自丹陽的吳客張祖為北涼王沮渠安周所寫。東晉（317～420）「書聖」王羲之或寫《佛遺教經》4。東晉隱士謝敷與名相謝安之姪謝靜，各擅隸草；王僧虔《論書》評為「並善寫經，亦入能境」。
南北朝（386～589）寫經之官私書手，實為寺僧、經生與朝廷書吏組成。北魏永平四年（511）《成實論》卷第十四題敦煌鎮官經生曹法壽書寫、典經師令狐崇哲署名，楷書仍具隸味。《觀佛三昧海經》，是信士張雙周為亡妻令狐胤姬抄寫供養。令狐烋寶為西魏（535～556）瓜州剌史元榮抄梁武帝的《東都發願文》，西魏前後多有令狐家族寫手。北周（557∼581）有保定元年（561）佛弟子張甕生寫《大般涅槃經》。南朝梁天監十八年（519）有戴萌桐寫《出家人受菩薩戒法》，楷書經本。
山東有北周僧安道壹，生卒行狀不明，在今山東東平的洪頂山與鄒城的鐵山、尖山留下不少刻經佛名，字跡非常壯偉。鄒城尖山、鐵山等處刻《文殊般若》、《大集經》節文及贊其書法的《石頌》，洪頂山「大空王佛」四字，高9.3公尺，寬4.1公尺，題記有北齊河清三年（564）、武平（570～576）及北周大象元年（579）年號，並使用佛滅紀年，可知其活動於北朝（386∼581）晚期。《泰山經石峪金剛經》應是其弟子們所刻。《龍門二十品》中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比丘慧成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題記》，銘有書手朱義章，清代康有為評為「雄重莫如」。
（2）隋唐
王羲之七世孫智永禪師，居吳興（今浙江湖州）永欣寺閣樓抄經三十年，創「永字八法」，作真草《千字文》八百餘本。雖然今存者僅一兩件（日本小川氏與敦煌藏經洞蔣善進臨摹本），但影響深遠。僧智果有得右軍骨之譽，並留下《心成訣》。隋開皇六年（586）襄州（今湖北襄樊）祭酒丁道護寫《興國寺碑》，仁壽二年（602）書《啟法寺碑》，享名書壇。仁壽元年沙州（今甘肅敦煌）崇教寺沙彌善藏書《攝論章》卷一，全篇行書氣勢連貫，體現出佛經正楷、章疏隨意的特點。仁壽二年《泛愛寺碑》可能為史家李百藥所書。
唐代佛教書法輝煌一時，僧俗兩界群星璀璨，傑出書家多擅寫經書碑，雕版印經業已出現。褚遂良晚年書唐太宗（626～649在位）為玄奘所作《雁塔聖教序》、萬文韶刻其字。懷仁法師集王羲之行書成《集王字聖教序》，諸葛神力勒石、朱靜藏鐫字。歐陽詢貞觀五年（631）書《化度寺碑》，到范顯慶三年（658）寫《道德寺碑》。歐陽通繼父業，寫《道因法師碑》，常長壽、范素刻成。龍朔二年（662）張延壽寫河中《修正寺舍利塔碑》。李邕曾書《麓山寺碑》等碑，並化名黃仙鶴、元省己、伏靈芝而刻銘5。武則天親書薦福寺額，天授三年（692）《大雲寺彌勒重閣碑》為造碑大匠李擅度所刻。上官婉兒則寫千福寺額。
顏真卿書《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史華刻；《八關齋會報德記》，石從建、高元瞻刻；《敕天下放生池碑銘》，吳文休刻。徐浩書丹碑經多幀，《不空和尚碑》即其所書。史惟則擅隸，存世有《大智禪師碑》。楚國寺僧璋上人誓寫一切經，鐘紹京小楷與榜書名擅當時，傳世《轉輪王經》被歸其名下6。裴休寫《圭峰禪師碑》等。草聖懷素性疏放不拘細行，「時酒酣興發，遇寺壁裡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柳公權曾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大達法師玄秘塔碑》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後者由強演、邵建和刻成。天水強氏是著名刻工家族，強瓊為玉冊官、強綜為中書省刻字官。邵建強、邵建和亦設計施刻，鐫匠安金藏則官拜中郎將。
中古時包括僧官之官宦多擅書，敦煌書家就不乏此例。如晚唐（846～907）都僧統唐悟真寫過很多奏表牒文及僧俗人物藐真贊，有《釋門文範》、《唐和尚百歲書》及《金光明最勝王經》等，敦煌釋恆安俗姓康，是少見的胡人書法家。
佛典《妙法蓮華經》與《金剛經》特別流行，由敦煌寫本可證。前者有釋楚金、釋義道與陳燕丁書；後者有釋夢英、張欽元、李宗書、蓋巨源等書。《心經》有朝請郎竇鞏、趙偃書，連宮人楊氏也有作品留傳。高堅書《梵網經》、釋道秀與釋法昭皆書《觀無量壽經》，陳仁欽書《阿彌陀經》，陝西富平大曆六年（771）陳初刻《觀身經碑》。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書者極多，如元載、釋令洪等，胡季良曾書浙江杭州龍興寺、蕭山龍興寺、湖州天寧寺經幢。張少悌則書《尊勝咒》、奚獎書經序，王修已、李瑞符書《尊勝凡間記》，太和三年（829）有徐智端刻幢，毛季平、王柬、楊維晟等多人都刻過經幢。長安百塔寺有太和六年著名詩人賈島從弟、僧無可所書幢，同年還有崔渙《尊勝幢贊》、曹訢有《尊勝幢題名》。內供養楊萬歲刻過洪福寺經幢7。
唐代官府經生分別任職於秘書省、中書省、門下省，左春坊、左作坊等，職稱有典御手、楷書或楷書手、群書手等。宮廷秘藏中有些名作，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唐代國詮所書《善見律》等。敦煌寫本可見很多具體職稱姓名。如秘書省楷書孫玄爽、門下省弘文館楷書任囗、門下省群書手封安昌、左春坊楷書蕭敬，書手劉意等。民間經生有李奉裕寫《阿彌陀經》、縣學生書經等。而曾寫六十卷《佛本行經》的吳彩鸞，有女仙之稱，唐代王紹宗為生活而寫經，是經生的典型。
官府鐫刻匠師屬中書省，稱玉冊官。雕版印刷實為傳播佛典而發明，資料珍稀，亦可見西安、四川陀羅尼咒等實物、敦煌《金剛經》、並有四川成都龍池坊「卞家」、「過家」印坊的署名。
（3）五代兩宋
帝王中五代十國南唐（937～975）後主李煜（961～975在位）曾書《心經》，北宋哲宗（1085～1100在位）亦寫經、高宗（1127～1162在位）書《金剛經》。蘇軾《心經》與黃庭堅《文益禪師語錄》都是名作，他們及米芾等與禪師多有交往，書法創作各有意境。還有葉清臣《法華經》，錢公輔《佛遺教經》、柳閎《楞嚴經》及釋道肯《金剛經》、釋瑛公《華嚴經》、南禪師《四十二章經》等。另有溫州參軍寫《金剛經》一卷，請入佛殿供養，買舟涉海還鄉，途中雖遇風難，而能平安抵岸。
玉冊官武宗古於北宋靖康二年（1127）刻《隋州大洪山楷禪師塔銘》8。工匠有後唐（923～936）侯晏刻龍潭寺經幢、後周（951～960）汪元青刻《何四娘等舍利塔記》。北宋政和八年（1118）張崇智鐫《圓相觀音瑞像頌》，邵詳、邵擇刻江蘇江陰壽聖院《泛海靈感觀音記》，潘冀、潘翬刻《乾明院建塔記》。蔡汴《楞嚴經偈》存山東濟南靈巖寺壁。
敦煌經生書手亦留珍跡。知術院弟子閻海真北宋開寶三年（970）寫《王梵志詩》，顯德寺學仕郎楊願受太平興國二年（977）寫《大目犍連變文》。律師僧保德於北宋建隆三年（962）題寫佛曲《散花樂》、《和戒文》，比丘圓安開寶四年寫《禮佛發願文》。
（4）遼金西夏元
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河北唐山豐潤天宮寺塔出土珍貴的遼代（907～1125）官私寫印佛經，使《契丹藏》顯露真容，且可知一批雕版匠師即穆咸寧、趙守俊、李存讓……還有「孫守節等四十七人同雕」9，遼燕京名書家龐東升也參與其中。有些經版十分精美，還具扉頁插圖等10。
北京房山雲居寺的遼金石經據《契丹藏》而刻，遼重熙十三至太安九年（1044～1093）時，刻工有吳極、吳嶠、法資及邵師謹、邵師言等。其書丹留名者有王詮、高准……僧惠純、沙門志瑩等。石匠作頭劉繼克重熙十三年刻遼寧朝陽北塔石經幢，馬孟哥鐫玉石觀音唱和詩碑11。太安二年李成、李顯刻《廣公戒師塔銘》、三年逢正等刻《福山洪福寺壽公靈塔銘》。畫師劉彥忠天慶七年（1117）刻《釋迦佛舍利塔記》，供御石匠曹辨鐫遼《陽台山清水院藏經記》，述私人捐《契丹藏》一部於清水院（今北京大覺寺）事。
金大定五年（1165）僧道煦行書並鐫《定覺寺碑》、石匠邢立刻《華藏世界海藏碑》。尼德岩為父建尊勝幢，大定廿三年王京、王卞刻。金天會六年（1128）何永壽刻《十方大悲禪院碑》、皇統二年（1142）田初刻《妙空禪師塔銘》，皇統四年仲汝羲刻《普照寺碑》。
西夏神宗（1211～1223在位）遵頊工隸篆12，仁宗（1139～1194在位）時期翰林學士劉志直工書法；西夏（1032～1227）切韻博士渾嵬名書《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碑額碑陽（漢文系張政思所寫）。御史台正嵬名直本印施《妙法蓮華經》，有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慧、王喜圓、賀善海、郭狗埋等。而《佛說大威德金輪佛頂熾盛光如來消除一切災難陀羅尼經》的雕經善友眾有：尚座袁宗鑒、杜俊義、朱信忠及張師道等十七人，還有筆授和尚劉法雨、書寫索智圓、雕版西天智圓、刊印何森秀。
元代官府設金玉、石局，各地有分局，民間有刻字店，石刻匠師多在其中。至元三年（1337）僧福綿刻《廣慧大師塔銘》、僧宗政善書能鐫，至元十七年刻《印燾道行碑》、《抱陽山顯公德行碑》。元貞元年（1295）石匠提控湯仲信刻《燦公塔銘》；大德四年（1300）尚德刻《重修滑州淨行寺北彌勒院碑》；大德七年黃庭秀刻《大奉國寺碑》；同年申天祐刻《龍川和尚塔銘》。
趙孟頫所書《妙嚴寺記》與《心經》都很著名，後者呈其師中峰明本。明本所題畫贊質樸直接，影響直至日本。趙孟頫門客茅紹升專刻其書跡。吳鎮書草書《心經》，管道昇書《金剛經》，鮮于樞寫《檀波羅蜜》，曾遇、班惟志書《藏經》，陳自幼書《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各有專擅。
（5）明清
曾官中書舍人的明勳法師，明天啟年間（1621～1627）忽患人面瘡，痛不可忍。因寫《法華經》、《金剛經》及《楞嚴經》並拜《慈悲三昧水懺》，遂使疾患不藥而癒13。
文人領袖文徵明書寫《心經》，其專用刻工章簡甫曾刻《重修雙塔記》。章氏家族擅刻，章簡甫之子章藻刻有《八大人覺經》、《梵網經》和蘇州虎丘白蓮池《金剛經幢》。董其昌號香光居士，有畫禪室。他以佛教禪史比附畫史，以南宗喻文人畫，以北宗比附匠人畫。八大山人，書法作畫一以中鋒行筆。祝允明、黃道周也是文人書法大家，各有寫經存世。安徽歙縣江周刻《大聖菩薩寶塔碑》，陳元仲有《淨嚴和尚塔銘》，葉成與陳喜刻《靈鷲山石塔款識》；林則徐政務之餘唯好書法，留下多種寫經。
釋全書、姜浚曾書金字經，俞允文、洪度、高燮、溥心畬書《金剛經》，杜大綬、裘日修書《大方廣佛華嚴經》。清於敏中書《華嚴經》、吳拜、許寶蘅、徐乃釗、歐陽漸書《心經》，沈善登《阿彌陀經》，吳芝璊書《金剛經》與《楞嚴經》。趙之謙是清代書畫大家，碑學化書，隸法入畫。鄧石如精真草隸篆四體，擅篆刻而創派開宗。
明永樂十一年（1413）鑽字匠羅泰安鐫《敕修奴兒幹永寧寺碑記》，景泰二年（1451）秦旺刻《魚籃觀音像並贊》，天順五年（1461）刻《重修彌陀禪寺記》，碑陰有《西方極樂世界圖》。宣德六年（1431）武威《建白塔記》由古杭儒士沈福鐫字，九年秦賢、潘貴鐫《筇竹寺碑》。賈英正統八、九年（1443～1444）刻《敕賜法海寺碑記》與楞嚴經幢。工部營繕楊春天順三年刻《永隆寺碑》，後數年有蘇福成、王敬、顧信等刻《觀音寺碑》、《惠明寺碑》、《禪房寺碑》。
康熙四年（1665）朱士松《清刻宋張即之金剛經》於江蘇鎮江焦山。乾隆十九年（1754）焦國華刻《慧層寺塔院碑》，道光十年（1830）張翰刻董其昌書《心經》，張永功周行山道光二年刻《楞嚴聖會碑》。
（6）近現代
近代（1840～1919）弘一大師之書法風格獨創，尤能體現佛教內涵。李瑞清詩書畫皆精，雖號稱清道人、卻擅畫佛。葉恭綽精於詩書畫，曾影印古版佛經，發起組織中國佛教協會。于右任草書入聖。趙樸初詩詞書法聲名極重，長期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星雲大師等現代高僧書法獨具魅力。中國佛教僧俗書法家數不勝數，藝壇上曾有「北齊（白石）南鄧」之譽，書法篆刻家鄧散木擅篆長書，真、行、草、篆、隸各體皆精。林散之，幼習書畫，中日書法交流頗受尊敬，逝前書「生天成佛」。
2.篆刻
中國印章悠遠綿長，主要以牙、銅等硬料製官印等。篆刻藝術依賴於較軟的石材，形成較晚。明代文彭始用石材，為印章藝術開山鼻祖，關聯佛教篆刻亦晚，而且專人罕見。但印人或好佛事或通佛學，或有僧人好治印，因而構成篆刻藝術不乏佛教內容。
明末嘉興人丁元公篤志禪道，工詩善書畫篆刻；清初年已垂暮入佛門（僧名淨伊），住浙江杭州六通院而專佛畫，潛心治印深得秦漢之法，但傳世印作很少。明代中舉的萬壽祺，清初參與抗清失敗後服僧衣，嗜癖印章，輯有《沙門慧壽印譜》。曾官山東濟寧府同知的黃易，搜求金石銘刻，對發現識別山東石刻佛經，如鄒縣四山刻經等多有貢獻，還繪有訪碑圖。奚岡篆刻入杭郡四家，書畫亦為浙中巨擘。趙之琛篆刻入為西泠八家，亦工書善畫，晚年喜畫佛像。清僧續行有《墨花禪印稿》五卷傳世。僧達受，字六舟，先為浙江海寧白馬寺僧，後主持杭州西湖淨慈寺。精篆，好摹拓古器，阮元呼為金石僧。
3.建築雕塑
（1）魏晉南北朝
中國佛教現在公認於兩漢之交傳入，佛教初傳溶融於中國社會，恰逢五胡十六國民族融匯的機遇，即從東晉開始真正大發展。佛像遺品情況也可證符。漢末到西晉的佛教美術遺品，如銅搖錢樹附像、銅鏡背飾紋、陶瓷穀倉罐等，並非受崇拜的佛像。從東晉十六國時開始，隨著漢人得許出家，經典譯出與教義傳開，佛教藝術才真正發展繁盛起來。
東晉戴逵是創制中國式佛像的劃時代人物。他本為工書善畫、能琴擅塑的隱士。因佛像「古制樸拙，不足動心」；所以苦心孤詣，造瓦官寺中丈六無量壽佛並菩薩像時，在帳後「密聽眾論褒貶，詳研積思，三年乃成」，作品廣受讚譽，為「百工所範」。其子戴顒也繼乃父事業，指導南朝宋（420～479）太子鑄佛像。
南朝（420～589）帝王名僧輩出，僧祐為佛教目錄家，又具工巧明，曾造光宅寺金銅大佛；於剡縣寶相寺改造彌勒大石佛（今浙江新昌大佛寺彌勒佛坐像），是僧護、僧淑主持未成的。南京棲霞山石窟攝山大像為明仲璋、僧法度所造無量壽佛並二菩薩，亦是他準畫儀則。梁朝（502～557）武帝（502～549在位）、元帝（552～554在位）都熱心佛事，武帝蕭衍與達摩對話造寺功德聞名遐邇，無論如何，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詩句證其不誣。
北魏（386～534）洛陽城段暉宅下出土金像，趺銘西晉泰始二年（266）侍中造。荀勗時任西晉侍中。一般題銘所言造者為施主，並非藝匠；但詩書畫樂俱精的荀勗14，自己施造塑事，可能性極大。
北魏石窟雕塑及銅石造像豐碩，皇家氣派的雲岡體現出犍陀羅、秣菟羅及中土融匯，實為涼州及河北、山東綜藝大觀。來自涼州的曇曜任沙門統，主持雲岡石窟曇曜五窟造像比擬五帝。窟窄佛壯，雄視一世。隨後馮太后與孝文帝（471～499在位）「二聖」推行漢化政策，遷都洛陽新建龍門石窟，佛像轉為秀骨清像，著褒衣博帶式袈裟，風格始於雲岡後期。北魏宦官宕昌公、將作大匠王遇（鉗耳慶時）家世為羌族渠長，深得孝文帝與馮太后寵愛，曾主持平城（今山西大同）內外建築，建雲岡第9、10號等雙窟，並在家鄉造暉福寺，寺碑由定州巨鹿石匠蘇棠刻成，文述寺內為帝后修三級寶塔。王遇將穹窿窟式創成「祗洹精舍」，即石刻仿木構廊柱瓦頂建築，影響極為深遠。
蔣少遊為平齊戶由山東遷平城，得高允等賞識而任將作大匠等職，建工、雕繪書法、冠服工藝無所不能。他曾赴南朝觀摹，與李衝等人共同完成洛陽建設15，又為孝文帝設計漢化服裝，褒衣博帶不僅流行朝廷上下，也呈現於雲岡、龍門之佛像。太和十八年（494）遷都後，在龍門古陽洞、賓陽三洞，體現了形象服飾徹底漢化的佛像。
北魏靈太后胡氏臨朝施造洛陽永寧寺塔，由強弩將軍、都將郭安興設計建造16。《魏書》說其為造永寧九屋浮圖之匠。此塔「殫土木之功，窮造型之巧」，據《洛陽伽藍記》記載，永寧寺塔原為九層，「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折合公制，塔高達255～295公尺，為建築史上奇蹟，可惜為雷火所焚。
北齊（550～577）初年禪匠僧稠曾營建河南安陽小南海三石窟，中窟內還鐫留他本人持蓮小像，逝後弟子增刻《大般涅槃經》與《華嚴經偈贊》於窟面。而北齊天保九年（558）有同州石匠武遇、河府石匠囗福刻比丘道邕造像於鞏縣；北周天和二年（567）乾縣有僧緒參刻烏木俶造像17。
（2）隋唐五代
僧靈裕主持鑿造河南安陽靈泉寺石窟大住聖窟，及至隋代開皇九年（589），窟內外經像俱全。
隋代將作大匠宇文愷主建大興城，唐初將作大匠閻立德與閻立本兄弟造長安城。
長安懷遠坊大雲寺有隋文帝（581～604在位）所立佛塔，有鄭法士、田僧亮、楊契丹畫跡及巧匠韓伯通塑作佛像，因號「三絕塔」。《歷代名畫記》列韓伯通為隋代善塑「相匠」18。唐僧道宣寂滅，高宗（649～683在位）詔敕韓伯通塑繢道宣之像。唐代留名的雕塑家較多，合美術史籍並佛籍方志計三十許：安生、竇弘果、毛婆羅、孫仁貴、張壽、張智藏、陳永承、劉爽、趙雲質、宋朝、侯文衍、王元度、廖元立、薛懷義、元伽兒、王溫、王耐兒、劉九郎、員名、程進、李岫、張宏度等，宋法智、吳智敏、竇弘果、釋方辯、張愛兒、楊惠之與吳道子最有名望。由於中古宗教雕塑為主流，名家高手都參與，所以這些人物可視同於佛教雕塑家19。
張愛兒原為吳道子弟子，學畫不成便為捏塑。他與木工李伏橫合作千福寺多寶塔，塑工出眾，後由玄宗（712～756在位）御筆改名為仙喬。楊惠之則獲「塑聖」之稱。武后時尚方丞竇弘果、毛婆羅，苑東監孫仁貴，德宗（779～805在位）時期將軍全忠義，皆巧絕過人。薛懷義曾為僧，造天樞明堂大像，天寶年間（742～756）邊思順造汴州（今河南開封）大相國寺排雲殿閣，非常精妙。大中年間（847～860）僧正言重修廬山（江西九江）東林寺，指揮若定，澹然一新。員名、程進，皆雕刻石像。神龍二年（706）田文遠刻「浮圖內造像」，自署「造像博士」，應屬將作監技術官。宋法智、吳智敏、安生等曾隨王玄策赴印度，如取經般摹寫菩提瑞像20。
釋方辯曾為惠能大師塑像，結果雖曲盡其妙，卻被評為「善塑性而不善佛性！」看來佛性與塑性確有不同。中書省玉冊官邵建初大中九年（855）刻《心經》並禮佛圖，可知其不僅刻字也鐫圖。天寶元年（742）張乾護與張仙喬刻《管元惠碑》，可知張仙喬不僅雕像也鐫字21。
五代僧智暉於後梁開平（907～911）、乾化（911～915）年間在洛陽中灘佛寺造十六羅漢、觀自在堂造觀音。後唐時僧智江塑釋迦、彌勒並十六羅漢妝鑾。五代後周廣順三年（953）李雲鑄滄州鐵獅，重40噸，為文殊坐騎。四川簡州許侯、東川雍中本也是塑作高手，雍中本塑成都聖興寺天王院像、熾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許侯塑大聖慈寺熾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
（3）宋遼金西夏
川渝地區的雕匠文氏與伏氏家族幸運地留下了不少題名。特別是文家，題記始於北宋皇祐四年（1052）至南宋紹熙三年（1192），自稱為東普或普州攻鐫、岳陽文氏及處士等，主要雕大足石篆山、石門山、妙高山及安岳、資中等地，風格極富民間特色。據研考可知曉其七代人、近兩百年的雕作遺跡22。第一代文昌。第二代兄惟簡、弟惟一。第三代惟簡之子居政、居安、居禮、居用；惟一之子居道。第四代文仲璋，文仲淵、文仲寧、文玠。第五代文仲璋之子祐、琇；姪珆、珠、愷；文玠之子孟周、孟通。第六代文惟簡玄孫藝。文琈應與文藝同輩。第七代文琈兩子師錫、師□。
伏氏家族有靖康元年（1126）伏元俊及其子伏世能鐫大足北山第176窟彌勒下生經變相、第177窟泗洲大聖像、第155窟孔雀明王經變相。伏元俊與元信於紹興二十二年（1152）還在舒成岩鑿龕，伏忠靖所鐫為道教玉皇大帝像。北山觀音坡地藏與引路王菩薩為伏小六所雕，北山多寶塔內善財五十三參及佛菩薩像，則是伏小八鐫造。
北宋塑人王澤於慶曆五年（1045）塑陝西法門寺東廊鬼子母像。宋金時陝北石窟蔚為發展，據北宋政和五年（1115）富縣人介端率弟子介用、介政及子介元雕造黃陵萬佛寺（又稱石空寺石窟），可知介氏為工匠家族。富縣大佛寺石佛堂則有造作匠人米延福題名，而子長縣鐘山石窟摩利支天像有王信留名鑿造23。甘肅合水蓮花寺摩崖雕涅槃圖、五百羅漢、三教諸佛處確有石匠史俊留名。
江蘇蘇州洞庭紫金庵十六羅漢與西湖靜慈庵的五百羅漢「各現妙相，軒渠睇睨，奕奕有神」，相傳出於雷潮夫婦之手。蘇州僧妙應俗稱童和尚，淳熙年間（1174～1189）模刻廬山王瀚須菩提造像碑於龍興寺中。
宋代佛教世間化，盛行賞玩泥孩兒羅●（目+侯）羅，陝北富縣的田玘與吳縣木瀆的袁遇昌都以此知名，陸游《老學庵筆記》中有載。刻竹名手王劉九雕刻蚌殼普陀觀音菩薩坐像，巧奪天工，……觀音、彌勒神像，豈特肖生，相對色笑，儼欲談吐。
杭州都料匠喻晧於北宋初曾修造很多屋殿，並建梵天寺塔、開封開寶寺塔。歐陽修《歸田錄》說他施工時讓開寶寺塔略向西北傾斜，預言百年內可以被風吹正，被讚為「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晚年寫成木構建築手冊《木經》三卷24。北宋元祐六年（1091）工部將作監官修《營造法式》，崇寧二年（1103）由李誡重修呈進，是完善的建築手冊。李誡有很多監修實作，負責建過紀念北宋徽宗（1100～1125在位）母親的欽慈太后佛寺、王府、開封府廨、太廟等。
遼代塑匠師僅知享「國工」之譽的劉鑾。元代郝經撰《四賢祠碑》稱：易水（今河北易縣境）之濱的四賢祠，像系「國工劉鑾所塑，技極精巧……衣冠極古，殆皆周制」25。遼聖宗（982～1031在位）的皇后，姓蕭，小字菩薩哥，性機巧，曾造宮殿龍車輅，還以白金造浮圖，手法莫替。
金代河北獲鹿雙獅踞坐聳身昂首，氣勢威猛26，題記署為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甲辰十月郭村任八郎施造。鐵獅座上有「刁大哥、張三和張四」。泰和八年（1208）鑄的撫球鐵獅（現藏北京首都博物館）上有雕刻匠師名李俊其。金代平陽（今山西臨汾）有賈叟，雖雙目失明，人譽之為「待詔」。曾雕山西交城名剎玄中寺之佛像。據在場僧人說「賈初立木胎，先摸索之，意有所會，運斤如風」。其高度發達的手觸覺和冥想力十分驚人。
金章宗（1189～1208在位）統治前期國力強盛，後期轉衰。章宗是金朝漢文化素養最高的皇帝，多作詩詞，又設立書畫院，開創了「寺廟兼園林」的造園藝術，故此有「西山園林皆章宗所造」之說。西山八大水院，專家考證實即名寺行宮所在。如清水院即遼建今大覺寺，其北山上古剎金山寺即金水院，妙高峰麓法雲寺為香水院，鳳凰嶺有聖水院，香山寺為潭水院，玉泉山有泉水院27。
西夏佛藝發達，塑匠之名僅見於甘肅武威下西溝硯修行洞，有弟子嵬名善囗、嵬名善勢等為像換身。安西（今甘肅瓜州）榆林窟第15、16窟甬道有長篇漢文題記，僧人惠聰攜弟子七人，曾修整高百尺的彌勒大佛，向達考定即第6窟大佛（唐塑高23公尺，一○七三年修）28。
（4）元明清
元代從全國各地網羅了眾多的能工巧匠，包括雕工塑匠，安置於各種機構之中，設官統轄（《元代畫塑記》）。將作院下設金玉府轄畫局、大小雕木局。工部下轄諸色人匠總管府掌百工技藝，轄梵像提舉司等十一個局。元代匠官系統亦遍布全國，大都、上都有留守司，杭州有金玉總管府，各地多有（採）石局。今日偶見留名者多官職其中，如楊瓊、張提舉、吳同僉、李同知、那懷、劉高、搠思吉斡節兒（chos kyihod zer）、曹漢臣、胡君貴等。民間石工刻字作坊，有河南「滎陽石佛店」，顯見以雕佛像為業務中心29。
元代阿尼哥和劉元是古代僅有以雕塑家載入「正史」的人物。阿尼哥出身尼泊爾王族任諸色人匠總管，統領十八司局；又任將作院事，先後領造大寺九座、塔三座、祠二座、道宮一座；元代大都、上都諸寺祠觀、塑像多出其手。北京妙應寺（大聖壽萬安寺）白塔最有名；所傳綜合漢、藏、尼、竺的西番造像盛行一時。織造圖像及工藝品也精妙。兩子阿僧哥與阿述臘，也擅長雕塑，其兄襲父大司徒職，曾主持造大聖壽萬安寺諸像，前稟搠思哥、斡節兒與八哈失參與塑之。其弟受命管領諸色人匠。阿尼哥弟子劉元原為道士，後受薦從阿尼哥學西天梵像，「神合思妙，天下稱之」，曾造塑新寺傍殿，香山四天殿閣華嚴三聖等。興和路寺西南角樓大黑天神，由劉元主持其徒張提舉、尚提舉塑畫。
實際參與妙應寺白塔、作設計者還有國師亦憐真，至少也安置了瓶塔佛像並塔內裝藏，其人即八思巴（'phags pa）之弟，藏族名仁欽堅贊（rin chen rgyal mtshan）。又有工匠劉高，其人後來受命將鎮江也里可溫十字寺改為佛寺30。北京居庸關雲台，即過街塔，有帝師喜幢吉祥賢（藏族名仁欽堅贊）參與設計。擔任工程與藝術督導的南星喇嘛31，應為主持工程的藏人南加星機（nam makha' seng ge）、其徒日恰朵兒（rin chen rdo rje）等人。雲台內四天王上方雕刻賢劫千佛與十方佛等，明代林普賢曾嚴飾裝妝32。
杭州飛來峰漢藏兩式石刻雕像，由僧官江南釋教總統西夏人楊璉真伽主持開鑿，惜無工匠題名。法國巴黎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藏一大黑天石像，藏文題記卻有精通五明的工匠之名工布查布。
陸憲、陸莊於元朝任將作大匠，其後輩陸賢、陸祥兄弟為明初著名工匠，宮城寺廟無不措手。木工出身的蒯祥得如「魯班」的讚譽，參與皇宮陵殿，更造大隆福寺。景泰四年（1453）落成，壯麗甲於京城諸寺。其正殿木雕三大士乘獅象吼，毗盧殿大佛像台座蓮瓣間皆立小佛。南宮後殿雕大黑天馬哈哥剌尊像。其子孫鄰里延續工藝，至清末江南木工巧匠都出吳縣香山。能工巧匠還有在野的趙得秀與牛得喜，後者於河南沁陽重建寺院時，巧力移動巨碑。
清代樣式雷傳承七代，其先祖雷發宣與雷發達兄弟清初應募入京修皇宮，發達及子孫至光緒時期（1875～1908）傳承七代，掌「存式」房兩百餘年，有樣式雷之稱。乾隆七年（1742）工布查布編譯《造像量度經》。雲南昆明筇竹寺有四川民間藝匠黎廣修攜五徒弟所塑五百羅漢，極為生動。
（5）近現代
梁思成為開闢中國古代建築史的專家，對佛教建築雕塑如佛光寺東大殿的調查無以倫比，對《營造法式》研究也貢獻極大33。百餘年來西藏及西南的銅製佛像都來自昌都柴維鄉與嘎瑪鄉。齊美森格（'jigs med seng ge）與維色（'od zer）兄弟是最重要的匠師。齊美森格的祖父是十三世達賴時著名銅匠，十三歲就隨父嘎迪（dga' bde）及舅帕丹（pha dam）學習銅製佛像，其家族四人都參與一九八○年代大昭寺（lha ldan gtsug lag khang）維修工程34。
4.繪畫
（1）魏晉南北朝
現說最早佛教畫家是三國吳（222～280）人曹不興，師從康僧會，傳西國佛畫，「儀範寫之，故天下盛傳曹也」（《圖畫見聞志》）35。魏晉（220～420）佛畫家只有張墨、荀勗、晉明帝（322～325在位）、戴逵、顧愷之、史道碩等。張墨與衛協有畫聖之稱，前者畫維摩、後者繪七佛。晉明帝善畫佛像，曾留跡於樂賢堂。瓦官寺中獅子國所贈玉佛、顧愷之畫作與戴逵雕塑，稱為三絕。顧愷之於瓦官寺畫創維摩詰像，《建康實錄》載其「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錢也」。維摩像畫塑存跡很多，從敦煌壁畫到李公麟名品，多追溯至顧。
南北朝佛教發達但有分別，南重義理寺院富多，北重禪修石窟豐盈。但南朝四百八十寺幾無留存，北方石窟遍布絲路，佛像則青、定、益州多有出土。佛藝初傳就已本土化，東晉再創中土儀範，雲岡晚期與龍門石窟又有體現。
南朝宋（420～479）齊（479～502）畫家有戴顒、陸探微、陸綏、宗炳、宗測、袁倩、惠覺、毛惠秀等。一代宗師陸探微御用宮廷，畫風「秀骨清像」。張懷瓘評為「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得神」指顧愷之，陸探微得骨、張僧繇得肉之說可明確具體對應。秀骨清像即龍門及北魏宣武帝（499～515在位）時銅石諸像，豐疊衣褶，清羸形態的佛像，一改涼州雲岡窟像雄奇壯偉，是陸氏畫風的傳緒。《歷代名畫記》記載陸探微以書法入畫「作一筆畫」，「精利潤媚，新奇妙絕」為密體。其子陸綏、陸肅、高足顧寶先、袁倩及子袁質繼之。陸綏有麻紙釋迦立像；袁倩曾白描天女、東晉高僧等像，其維摩詰變相故事情節竟過百數。南朝宋宗炳善佛學、有畫論與畫作，臥遊山水——即畫山水以觀遊，其孫宗測居江陵（今湖北江陵）畫永業寺佛影台。
南朝齊姚曇度善畫鬼神，其子僧惠覺畫有「白馬寺寶台樣」。沈標曾畫會稽王觀寺。章繼伯與蘧道憫都善寺院壁畫，道憫外甥釋僧珍，也師其畫。名家毛惠遠之弟惠秀畫胡僧像、釋迦十弟子圖。梁朝解蒨還畫江寧（今江蘇南京）定林寺、延陵（今江蘇丹陽）資德寺、九子魔圖（或為鬼子母）。江僧寶曾畫江陵（今湖北江陵）長慶寺、江陵景公寺。焦寶願畫江寧草堂寺、丁光畫江陵光相寺，聶松曾畫名僧支道林像36。
南朝梁、陳（557～589）時帝王多造寺塔。元帝（552～554在位）蕭繹多才藝，曾繪文殊像，武帝蕭衍亦善畫37，崇飾佛寺，屢命張僧繇畫之。僧繇直秘閣知畫事，創立「張家樣」，畫風主流兩百多年，吳道子亦師從，筆法簡疏。「張、吳之妙，筆才一二，象已應焉。……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又有凹凸法，一乘寺的凹凸花為張僧繇手跡。現知龜茲、敦煌都有染出凹凸之畫法。其子張善果、張儒童皆善畫，分別有悉達太子納妃圖、靈嘉寺塔樣和寶積經變相、釋迦會圖38。
北魏東萊太守王由善畫而非創作「摹畫佛像為時所服」39。東魏（534～550）、西魏、北齊、北周時間不長，藝術交流與成就卻不凡。高歡鮮卑胡化、反動北魏孝文帝漢化政策，東魏北齊一以延之，佛像在此潮流下由清臞轉向豐壯，響堂石窟盡顯其貌，而山東出土佛像盡是笈多式樣、鹿野苑肉身無褶式、秣菟羅濕衣出水式皆具，後者恰合北齊曹仲達所創「曹家樣」，仲達本為中亞粟特（Sogdia）的曹國（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一帶）人，近年晉陝等地出土粟特人石葬具，含有祆教諸神圖樣，反映文化交流之頻繁。
（2）隋唐
隋代國家一統佛教藝術呈匯合之勢，畫家載記不多，不少由南北朝入隋，還有外來職官、僧人等，如尉遲跋質那、曇摩拙義。光宅寺僧威公學得外國僧人畫法之妙，聞名京洛。
楊契丹官至上儀同，擅人物佛像，曾與田僧亮、鄭法士同繪光明寺小塔，鄭圖東、北壁，田作西、南壁，楊畫外邊四面，時稱「三絕」。鄭法士入隋授中散大夫，師張僧繇，善畫人物，與展子虔等同畫靈寶寺等，弟子陳善見擅釋道人物。李雅曾畫上都永泰寺。董伯仁與展子虔同召入隋室，一自河北，一自江南。初則見輕，後乃頗采其意。李嗣真說兩人都無師祖，天才縱任，動筆形似，畫外有情。從佛像角度來看，隋代確實匯聚了南北朝特徵融於一爐。
唐代初盛中晚期皆名家輩出。前期有小尉遲，閻立本、張孝師、楊庭光、范長壽、靳智翼、王定、王韶應、吳道子、楊惠之、盧楞伽、李生、張藏等。初唐畫風有別，擅長外國佛像的尉遲跋質那及尉遲乙僧父子，稱大小尉遲，為于闐（今新疆和田）或吐火羅國人40。傳張僧繇以來的凸凹法，在光宅寺所畫「身如出壁」，人物有立體感，小尉遲所畫外國人物圖及菩薩，如曲鐵盤絲，大則灑落有氣勢。長安慈恩寺、奉恩寺及東都大雲寺也有其作，或說《道因法師碑》側線刻示其畫風。靳智翼畫風源自曹家樣、「祖述仲達」，卻改弦更張、變夷為夏，再使佛畫本土化。閻立本曾任將作大匠，父兄皆能畫，中散大夫王定貞觀初得畫名，墓誌言其尤善丹青41，諸評言其菩薩聖僧，往往驚絕。驃騎尉張孝師因善畫地獄，曾死而復蘇，具見冥中事。王韶應畫鬼神，深有氣韻。
至吳道子時，中國氣派風格臻於成熟，以富有表現力的線條造型，衣物飄舉質感突出，影響及於百代千年。連同楊惠之塑像，成為中原藝術的原則範例。吳道子主要作品為釋道畫，曾在長安洛陽繪三百餘壁，創佛教美術之吳家樣，後世尊為「畫聖」。其地獄變相使京城屠夫漁販改業。畫學疏體，源淵多遠溯張僧繇，近指張孝師；傳世只有送子天王圖、八十七神仙卷與朝元仙杖圖稿可示「吳帶當風」特點。當時畫家皆擅寺院壁畫，楊庭光以外，李生、張藏、盧楞伽及張愛兒等都是吳弟子。盧楞伽嘗竭盡全力仿學師作，竟致早卒。
延續吳風者還有武靜藏、靜眼兄弟，前者於洛陽敬愛寺畫過日藏月藏經變相、十輪經變相、華嚴經變相及殿內武則天像。唐湊則繪甘露寺三門外十善十惡。韓幹自幼好畫而家貧，由王維施資培養終成大畫家。曾繪淨土變相、彌勒下生經變相，還有傳法二十四祖、法華七祖及高僧一行、帝釋梵天等，天女尤為著名，以齊公家伎小小為原型，寫實而社會化。陳靜心、陳靜眼畫過弘聖寺。楊垣與子楊爽、楊仙喬皆擅繪佛寺鬼神。王韶應、劉行臣及子茂德善畫鬼神，精彩灑落，他們都畫過洛陽敬愛寺諸殿堂及海覺寺。尹琳筆跡快利、擅繪佛寺神鬼壁畫，高宗時得名。李仲昌、李嗣真皆為尹琳弟子，並擅釋道鬼神。李果奴筆跡調潤，天寶中寫佛僧人物精妙。車道政兼善佛事，跡簡而筆健。韋鷗工山水高僧奇士，筆力勁健，風格高舉。
宣州長史周昉初效張萱，後則小異。彩色柔麗，菩薩端嚴，妙創水月之體。《歷代名畫記》歸納佛教美術四家樣：北齊曹仲達、梁朝張僧繇，唐朝吳道子、周昉；瓔珞天衣，創意各異。至今刻劃之家，列其模範……斯萬古不易矣。但分析來說，曹衣出水與吳帶當風顯系風格，重在衣紋表現。而周昉的水月觀音實為樣式。其坐姿、環境、用具甚至如月的背光，諸要素全湊構成。水月觀音存世作品及形態極多，工匠繪師創功亦不可沒。追隨周昉者，有劍南刺史王朏，畫菩薩、仕女，但精密不及。鄭善果之後鄭寓，學昉畫天王菩薩，已出己意。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與不空，傳胎藏、金剛兩部曼荼羅大法，佛菩薩護法等高度組織化。金剛智是獅子國（今斯里蘭卡）人，擅西域佛像，運筆持重，非常畫可擬。李真繪真言五祖像，傳留日本。
（3）五代宋金大理西夏
五代宋畫院制度漸成，院學生、祗候、待詔翰林，多工釋道人物，擅寺壁經變、護法，大相國寺等為名跡。院外官宦、民間畫師、僧人也各擅佛畫。
五代十國後蜀（934～965）翰林待詔趙忠義畫玉泉寺木構，與建築分釐不差。《宣和畫譜》著錄南唐內供奉衛賢繪羅漢，翰林待詔王齊翰與周文矩則佛菩薩及高僧皆備。王齊翰釋道樓觀人物多思致，無市井氣。周文矩行筆瘦硬戰掣，有李煜筆法。蜀地（今四川）畫家深通釋道內涵，如孫知微精黃老學，凡畫聖像，必先齋戒淨心。於成都壽寧院畫熾盛光、九曜及諸壁，令童仁益輩設色42，童在瓶中誤加花朵。童仁益畫大慈寺佛殿東漢孝明帝、攝摩騰、竺法蘭像及保福院首楞嚴二十五觀圖。石恪則喜滑稽尚談辯，畫風怪異，有遊行天王圖。僧貫休唐末入川，入定觀羅漢真容以水墨繪，悉是梵相43，形骨古怪，影響深遠。蜀人勾龍爽北宋初為翰林待詔，工釋道人物，善古體衣冠。宋宗室趙伯駒尤長人物，曾為徑山大慧宗杲禪師畫五百大士44。
北宋畫院學生趙光輔畫佛道筆鋒勁利，名刀頭燕尾。王道真由高文進薦為圖畫院祗候，嘗奉旨畫相國寺。陳用智為祗候，繪功德畫等。孫必達師蘇漢臣，為待詔，擅釋道鬼神，曾畫十六尊者像；王靄工釋道，長寫貌。
大相國寺多名家留跡，高益畫行廊阿育王變相、熾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戲圖，有粉本小樣藏內府。後世兩經廢置，都依樣臨仿。高文進以攀附授翰林待詔，曾仿高益畫相國寺行廊變相及壽寧觀、啟聖院暨開寶塔下諸功德牆壁皆奉旨繪製。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李元濟與崔白競畫相國寺壁，官府校定元濟第一。崔白擅花鳥，然於釋道鬼神、山林人獸無不精絕。李用及、李象坤曾與高文進、王道真同畫相國寺壁。汴京（今河南開封）普安、奉先寺等皆陳坦所畫，孫夢卿與王靄對畫開寶寺文殊閣天王像，有「孫脫壁」之稱。此外楊朏尤以觀音得名天下。王兼濟、孟顯，王拙、赫澄皆工釋道鬼神；劉道士尤愛畫甘露佛，江南寺觀多有其作。武宗元雖任小官，應為畫匠代表，其筆術精高，刻意學吳道子畫文殊、普賢大像，臨仿小幀不差毫釐；傳世之作朝元仙杖圖亦為小樣。
李公麟是學養豐厚的文人畫家代表，元祐年間（1086～1094）登進士第。家富藏法書名畫，少受薰染，但不蹈襲前人，自立意專為一家。傳世維摩演教圖等，著錄極多，有諸佛菩薩、揭帝護法、摩耶夫人、羅漢尊者、龍宮赴齋、番王禮佛、洗象、揭鉢圖等。僧梵隆善白描，有六高僧像和十六應真圖，高宗極喜，每見輒品題。僧海崙繪善財五十三參圖，僧令宗亦工釋道人物。
南宋（1127～1279）畫院祗候劉松年工釋道人物山水，意趣恬潔，有天女散花及羅漢圖見載。畫院怪傑梁楷，嗜酒自樂，號曰「梁瘋子」。師賈師古青過於藍，嘉泰年間（1201～1204）授畫院待詔，賜金帶不受。傳世者釋迦出山圖為細筆畫，六祖截竹圖等為減筆畫。顏輝畫寒山拾得圖等，士大夫皆敬愛，其畫作對日本頗有影響。
金代畫家留名者不多。宮廷畫家王逵及王道，在山西繁峙岩山寺壁畫留下作品及題名。僅從文殊殿佛傳人物，已是成就非凡，其寺殿圖可用作建築史圖樣。楊邦基官至秘書監、禮部尚書，師李成畫人物鞍馬，尤擅山水，有釋迦出山圖。金章宗時期平陽府（山西臨汾）版刻發達，民女崔法珍曾斷臂募刻《趙城藏》，刻於金皇統八年至大定十八年（1148～1178），山西解州（今運城）天寧寺開雕大藏經版會主持，歷三十年始刻成，扉畫可見版畫水準。
大理國利貞年間（1172～1175）畫工張勝溫及弟子的梵像圖，全卷高30.4公分，長1,612公分，繪六百二十八尊佛像和世俗人物45。內容三分：「利貞皇帝段智興禮佛圖」描繪大理帝后百官在蒼山下燒香拜佛的隆重場面；「天龍八部護法菩薩尊者」畫一百二十四佛陀菩薩、觀音羅漢，內有阿嵯耶與真身觀音像；最後為「十六大國主眾」。可惜畫家只留姓名，餘況不詳。山西高平開化寺大雄寶殿北宋紹聖三年（1096）壁畫則有畫匠郭發留名。
敦煌石窟延續千年，但畫匠留名不多，畫師平咄子曾繪莫高窟第303窟，晚唐張淮深之子張延鍔官居「左神武統軍長兼御史中丞」，也親自繪畫寫經。五代宋初時曹氏歸義軍建畫院，畫師工匠有「節度押衙」等職銜，但實際上還是畫工。此外，如沙州工匠都勾當畫院使竺保46、節度押衙知畫行都料董保德，也有窮困賣子的塑匠趙僧子。還有節度押衙左右廂知畫手安存立、衙前正兵使兼繪畫手張弘恩、知畫手武保琳、押衙令狐信延以及劉世福、安鐵子、安生、李圓心等。有功德記說董保德發掘隋塔、造小蘭若事。伎術弟子董文員曾畫二觀音及《十王經》。
節度使曹元忠布施供養觀音像，押衙匠人雷延美為現知最早版畫家。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王文沼雕大隨求陀羅尼經咒圖，類似一圖雕版人為楊法囗。千手千眼觀音曼荼羅則為弟子道照雕刻印施47。南宋臨安府開經書鋪賈官人宅印造《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圖文並茂，演善財五十三參故事，為淩璋所刻。
（4）元明清
元代以來文人畫興起，畫院退出舞台，但元代官府機構作用不小。梵像提舉司畫家李肖岩擅佛像。大德六至十年（1302～1306）管主巴先後在江蘇磧砂延聖寺和杭州路大萬壽寺主持雕印藏經，《磧砂藏》雕鐫八種卷首圖，題記有陳昇畫、陳寧刊、孫祐刊等，《普寧藏》與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經》也有插圖，反映出西夏與西藏本地畫風。元趙孟頫、明董其昌都是畫壇領軍人物，而隱士王冕、僧侶中峰明本及普明、覺隱等都偶有佛畫。普明的《畫蘭筆法》與作品，由日僧攜回頗有影響力。同好繪蘭抒情的僧人還有無詰、妙圓、宗瑩、道隱與枯林等，覺隱則以喜氣畫蘭、怒氣畫竹。
南宋趙孟頫影響極大，仕元任高官，書法繪畫俱入神品，宣導復古與以書法入畫，佛教題材只是其文人畫題中一種。著錄中有蓮社圖、赤腳尊者等，傳世有紅衣羅漢像等。夫人管道昇亦富才華而崇佛教，布施寫經，子趙雍致仕善畫，著錄有白衣大士與面壁圖。
元四家黃公望、王蒙、吳鎮與倪瓚，主要成就在山水畫，他們多與僧道來往，師法董源、巨然，注重筆墨意趣並以詩文書法入畫，具有禪佛意趣。元初劉貫道師法晉（265～420）、唐，筆法堅實，集古之長。王振鵬與張渥皆師法李公麟，前者白描加淡墨渲染，別開生面，後者以流暢飄逸，妙絕當世。錢選人物學自晉唐，衣紋多用高古游絲描，蘊清秀於古拙，繪有石勒禮佛圖澄圖。朱玉曾從王振鵬遊，存世揭鉢圖表達鬼子母企圖揭開釋迦扣蓋其子的鉢，場面緊張激烈，充滿戲劇性。張思恭工佛像人物，日本京都廬山寺存其絹本工筆，阿彌陀佛三尊像，造型嚴謹工致，與明州（寧波）金氏（大受）、陸氏（信忠）等工筆重彩畫十王畫，異曲同工。寧波工匠佛，宋金以來屢輸日本，反映彼時文化密切交流。
民間畫工少有名高譽重者，但晉南襄陵（今山西襄汾）朱好古畫工班子在延祐（1314～1320）至泰定年間（1324～1328）於山西稷山興化寺與青龍寺，繪製七佛圖、彌勒說法、釋迦說法及水陸壁畫。興化寺由張伯淵等繪，青龍寺由張遵禮及門人德新、曹德敏等繪48。敦煌元代畫家有史小玉、高崇德和丹岱巴。莫高窟第3窟千手觀音（技法略似濕壁畫）由甘州史小玉繪；榆林窟第19窟畫手高崇德亦來自甘州、第4窟藏文題記丹岱巴繪，其名較似蒙古人49。
明代畫風迭變、畫派繁出。初期宮中畫家多承元風。戴進畫佛像多用鐵線、蘭葉描，運筆頓挫有力。吳門畫派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稱明四家，以文人畫取代了院體浙派，文徵明為藝事領袖，子姪皆承家學。唐寅晚年好禪，號六如居士。仇英畫工出身。董其昌則官至禮部尚書，著《畫禪室隨筆》50，以佛教禪宗史論來闡釋畫史，雖非確切，仍影響深遠。其友人弟子形成松江派，又擴延成蘇松派。晚期有丁雲鵬、陳洪綬、崔子忠等先後擅名，存世作品甚豐。丁雲鵬最擅佛畫，「筆端有神通」。女畫家邢慈靜學管道昇，擅白描觀音，還創制以頭髮繡成的大士像。陳洪綬明亡後曾於紹興雲門寺出家。畫人物軀幹偉岸，力量氣局超拔磊落，在仇英、唐寅之上。北京法海寺壁畫則由宮廷畫師宛福清、王恕及畫士張平、王義等十五人所繪。
清代繪畫豐富而早中晚期不同。漢藏寺院壁畫、水陸畫、民間版畫都有發展。如清初鮑守業製版畫華藏莊嚴世界海圖、西方淨土圖，巨幅高達1.3公尺，寬1.2公尺。
清初逃禪遺民僧人與金陵八家（龔賢、樊圻等）創新較多。四大畫僧即石濤、八大山人、弘仁與石谿。前二人是明代宗室，後者亦懷強烈民族感情，並借古開今抒性靈，筆墨多有創新。石濤山水與八大花鳥尤為傑出，石谿變化元人山水，他們並未在佛像上措力。同時還有愧南、大汕、明中、竹禪、上睿等等。大汕曾為畫童，曾主廣州長壽寺，繪著詩畫集《離六堂集》。僧白丁是明楚王（1370～1424在位）後裔，清初出家遊於雲南，工畫蘭。南海人賴鏡工詩書畫，明亡後入萬壽寺為僧。僧常瑩為李日華子，善山水及葡萄並精於畫理。同為雲南人的唐泰，清初出家，法名普荷，號擔當，善山水自成面目，石濤贊為「擔當老人大有解脫之相」。虛谷則參加太平天國戰事，僧達受是著名金石僧。清代僧人畫家群體很大，面貌豐雜但所作多不出文人題材。
清中期宮內人才萃聚、西洋中畫都有，丁觀鵬克承家學並習丁雲鵬筆法、尤擅仙、佛，入宮行走畫院，是乾隆年間（1736～1795）畫院高手，與唐岱、郎世寧、張宗蒼、金廷標齊名。他得章嘉國師指導改畫大理張勝溫梵像圖為法界源流圖和番王禮佛圖。金廷標，烏程（今浙江湖州）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皇帝南巡時進白描羅漢圖冊，得入內廷供奉。姚文翰亦精釋道人物，通西畫且揉藏繪風格於羅漢圖中。江南富庶，出揚州八怪，即鄭燮、羅聘、黃慎、李方膺、高翔、金農、李鱔、汪士慎。金農所畫有人物、鞍馬、佛像等多種，但不少是弟子羅聘代筆。官員董邦達、張洽、女畫家等皆涉佛畫。
（5）近現代
近現代人物生活年代接近重合，僧侶、居士善藝事書篆者皆有，且人物眾多，如弘一大師和臺灣曉雲、南亭、妙禪、星雲大師等，以及駐錫馬來西亞的竺摩法師等。著名書畫與教育家有李瑞清，名居士有王震（即王一亭）與葉恭綽、豐子愷、呂佛庭等。而潘絜茲、董希文、謝稚柳等一批畫家曾在甘肅敦煌工作，常書鴻與段文傑先後研究敦煌貢獻終身。吳昌碩、張大千、齊白石、傅抱石、高劍父等繪畫成就巨大。臺灣也有雕塑黃土水，油畫李梅樹，畫家蔡雲巖、陳澄波、馬壽華，篆刻趙耕石，寺廟彩畫陳師曾、潘春源，閨秀畫家陳進，長齋繡佛蔡旨禪等，各具成就。
5.工藝
明嘉靖（1522～1566）至萬曆（1573～1620）時，福建德化象牙色澤的白瓷窯口非常著名，尤以何朝宗所塑觀音、達摩，佛菩薩諸像，深得人們喜愛。造型自然細膩，底座鈐何朝宗之印。隆慶（1567～1572）至萬曆年間朱小松以竹木刻古仙佛像，父與子皆能手，稱為嘉定三朱；出土作品中可見平、浮、透、留青手法，水準格調甚高。
明成化（1465～1487）至弘治（1488～1505）年間，江蘇宜興湖●（氵+父）山間有金沙寺僧51，閒靜時創製紫砂陶器，廣為傳用。萬曆至崇禎年間（1628～1644）有時大彬，父為紫砂壺四大匠師之一。他承父業，確立了以泥片和憑空鑲接成型的高難度技術體系。但存世作品極珍稀，只有僧帽壺等十數件。陳鴻壽為清代書畫工藝家，製紫砂號為曼生壺，非常珍貴。杜士元擅雕核桃、橄欖核、象牙，作赤壁賦核舟，極纖巧，有鬼工之稱。沈紹安家傳以脫胎漆藝製器物，觀音、羅漢極出色。上海露香園顧氏家族創顧繡，其中女眷貢獻最大，採用半繡半繪手法，奠定顧繡地位，如繆氏、韓希孟等。沈壽則以蘇繡的模擬而著名。
四川成都有泥人蔡與北方泥人張齊名，乾隆年間由蔡思尊創，蔡庭庸、蔡緝武、蔡大權繼之。清代還有擅織地毯的藏傳僧人胡其昌。天津泥人張始於道光年間（1821～1850）張長林（即張明山），經張玉亭、張景福兄弟、張銘四代繼承。清末湯子博則創升面塑為藝術，以面人湯知名。潘玉書為廣東石灣陶瓷雕塑師。劉傳為廣東石灣陶塑大師。劉遠長為景德鎮陶瓷藝術家，擅陶塑與泥塑。臺灣李應彬號龍泉老人，創和美堂為工藝美術大師。
（二）蒙古西藏
藏傳佛教始於八世紀吐蕃王朝（7～9世紀），至八四一年朗達瑪（glang dar ma，841～846在位）滅佛為前弘期。從九七八年起的佛教復興為後弘期。前弘期資料留存很少，但松贊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650在位）娶唐文成公主與尼泊爾赤尊公主，七世紀入藏時都攜佛經、佛像、法物，並在拉薩建小昭寺（ra mo che）與大昭寺。《巴協》載松贊干布創桑耶寺（bsam yas gtsug lag khang）時塑匠甲參瑪堅（rgya mtshan ma rgyal）依照藏人而造佛菩薩像。昌珠寺（khra 'brug lha khang）銅鐘銘提到唐比丘大寶（仁欽）監造52。八世紀于闐工匠李域覺噶傑布（li yul jo dkar rgyal po）曾攜三個兒子到藏地桑耶寺附近拉薩河畔修建溫薑多宮（'on cang do）（後轉為寺），于闐風格續有影響。
甘青川藏沿線的摩崖造像，反映了漢藏佛教美術始初交融。四川鄧柯查拉姆摩崖石刻大日如來與金剛手和蓮花手觀音二脇侍，藏文題記說及赤松德贊（khri srong lde btsan，755～797在位）及彌藥王等，漢文題記「楊囗楊二造佛也」，係參與刻像的漢族工匠之名。青海玉樹文成公主廟有半浮雕大日如來及八大菩薩，藏文題記說及工匠比丘仁欽郎瑪載（rin chen snang ma dzad）、傑桑（rgyal bzang）、班丹（dpal ldan）等。昌都地區察雅縣仁達鄉丹瑪扎仁達石刻在藏文史料有載，藏文題記工匠勒石者烏色涅哲（yugs gi nyag bre shad）與及雪拉公（shod lags kod）、頓瑪崗（ldum ma 'gam）和漢人黃有增父子、華豪景等。兩處像設立於九世紀初。
敦煌藏經洞有唐開成元年（836）曼荼羅絹畫，藏文題記說比丘瓦白央（dba' dpal dbyangs）所繪。藏經洞還有三幅紙繪羅漢尊像，畫風形象與九世紀初榆林窟第25窟相近，其上藏文題記有兩位元代畫家之名，即杜坤勒（do khong legs）與泰果薩（the god za），他們極可能為西藏畫家53。
後弘期藏地寺廟與唐卡繪畫發達，活佛、法王、高僧通五明繪藝者有之，從事寺塔構建、專攻雕塑、繪畫的匠師如繁星湧現，但留下姓名藝作情況頗不相同。日喀則夏魯寺（zhwa lu dgon pa）由孜尊西饒迥乃（lce btsun shes rab 'byung gnas）始建於北宋元祐二年（1087），至元延祐七年（1320）時迎請布頓仁欽珠（bu ston rin chen grub）大師主持寺務，建立了夏魯派。十三年後元順帝（1333～1368在位）時期，布頓大師又加以重建。一世班禪克珠傑格勒巴桑（mkhas grub rje dge legs dpal bzang）是很有才華的畫家和雕塑家，甘丹寺（dga' ldan dgon pa）現存兩壁畫即其佳作。唐東傑布（thang stong rgyal po）被尊為藏戲之神和建橋鐵木工匠「祖師」，是藏族人民心目中創造、智慧與力量的化身。
唐卡畫於西藏佛教藝術頗有代表性，應源於吐蕃旗幡畫而與漢地掛軸畫有關。其題材有畫傳、諸王、本尊、史話、民俗、建築、宗教活動、器物及動植物類等，可用於修行、莊嚴與弘法等事。唐卡流派很多，且歷經發展，其濫觴於九世紀即藏地佛教前弘期，形式較簡。十二世紀江孜地區有印度、尼泊爾、漢地匯合本土特色的繪作，十五世紀時唐卡開始繁盛，產生了三大派，即：勉拉頓珠（sman bla don grub）創勉唐派、欽則欽莫（mkhyen brtse chen mo）創欽則欽孜派，南喀扎西（nam mkha' bkra shis）活佛創噶瑪噶赤派，簡稱為勉唐、欽則、噶赤畫派。
勉拉頓珠十五世紀初生於山南，流浪時偶見畫筆和插圖之書，即尋師求藝於後藏，成為技藝高超的藝術家；著有《如來造像度量品‧如意寶》，詳述宗教繪畫和雕塑七種內容54，詳贍周密。其子與姪也傳承其畫藝和知識。十六世紀時數位傳承弟子如獲「畫家之主工巧天化身」之名的日喀瓦班丹洛追桑波（ri mkhar ba dpal ldan blo gros bzang po）、丹瑪桑傑拉旺（ldan ma sangs rgyas lha dbang）等等，皆享大名。十七世紀明清之交後藏巴曲英嘉措（gtsang pa chos dbyings rgya mtsho）改造此派為新派，其興起與格魯派發達和五世達賴廣召畫師，制定推廣《度量經》有關。中後藏格魯派寺院多存此派作品。十五世紀興起流行於後藏和山南的畫派為欽則欽莫所創，他自幼善畫酷愛美術，成年後醉心於佛藝，習後藏樣式而能自成風格，所畫忿怒尊像特別流行。
噶赤畫派約十六世紀由南喀扎西活佛在前派基礎上而創，他曾從多師習畫，用印度合金「琍瑪」雕像寫生，背景用絲唐技法描繪，弟子卻扎西（chos bkra shis）、噶雪噶瑪扎西（kar shod karma bkra shis）、扎西扎巴（bkra shis bkra ba）等使這種優美畫風廣傳。隨後湧現出達布果巴協敖噶瑪斯哲（dwags po sgo pa zhal ngo karma srid bral）、噶瑪仁欽（karma rin chen）以及南卡傑（nam mkha rgyal）大師、愛巴古巴、霍爾巴沖與十世噶瑪巴曲英多吉（chos dbyings rdo rje），後者成就突出，並著《噶魯藝術注釋》。
十七世紀覺囊派住持、佛學大師多羅那他（t'a ra n'a tha）曾為後藏主寺畫了許多獨樹一格的精美壁畫，普欽巴（spun skyems pa）亦是此派畫師。
十八世紀以來唐卡諸派更至鼎盛。噶赤獲新派之稱，精於繪畫的八世司徒班欽卻吉迥乃（chos kyi 'byung gnas）於清雍正五年（1727）在四川德格重建八邦寺（dpal spungs dgon pa），他汲取諸派營養，曾繪《如意藤》譬喻故事，又培養人才，使該派形成德格、昌都兩中心。當代傑出代表有通拉澤翁（thang bla tshe dbang），他曾繪千尊金剛薩埵、金剛大持與生死輪迴圖等壁畫；與四郎合繪五十幅噶舉大師傳記，並著《藏族繪畫史》，培養傳人逾千，如十世班禪畫師尼瑪澤仁（nyi ma tshe ring）等。青海熱貢繪畫也有傳統，張大千臨敦煌畫時，曾倚重夏吾才讓（sha bo tshe ring），大師積年創作成就斐然，使熱貢唐卡藝術流布五湖四海。二十世紀上半葉還有益西丹增（ye shes bstan 'dzin）繪無量壽佛。
明宣德二年（1427）後藏江孜建白居寺菩提塔（dpal 'khor mchod rten），通高近40公尺，內十三層，壁畫千姿百態內涵顯密，畫風融合稚拙簡樸與自由誇張。塔中題記留下後藏拉孜、康馬縣、拉薩尼木縣畫塑師名。如塑師：尊巴（btsun pa）、贊巴（btsan pa）、拉益堅參（lha'I rgyal mtshan）、揚西堅協（dbyangs shis rgyal pa）、達那（rta nag）塑師、拉孜江卡（lha rtse rgyal mkha）塑師與索南堅贊（bsod nams rgyal mtshan）、德慶南卡桑波（nam mkha' bzang po）。畫師有四十餘人，因僅舉數例：頓珠桑波（don grub' bzang po）導師，呂傑康格回、格隆比丘桑結桑波（sangs rgyas bzang po）、拉孜的塔爾巴（thar ba）與頓日（don rig）55。德格印經院由德格第十二代土司卻傑登巴澤仁（chos rje bstan pa tshe ring）始建於清雍正七年（1729），經歷代法王擴建，成為全藏三大印經院之首，經板規模大、雕印經典，有大量佛像、各派教主像和傳統繪畫刻板。同時集中一批雕畫大師。許欽楚臣仁欽（zhu chen tshul khrims rin chen）曾為《甘珠爾》繪作插圖。
三世章嘉益喜丹貝准美（ye shes bstan pa'i sgron me）為清代四大活佛系統之一，學識淵博，為外八廟的建設貢獻良多。
蒙古佛教與西藏佛教同屬一系，藝術交融一體。但漠北蒙古藝術有自身特色，特別著名的宗教領袖、藝術家一世哲布尊丹巴洛桑丹貝堅贊（blo bzang bstan pa'i rgyal mtshan，原名札納巴札爾，Zanabazar），出身蒙古王族，曾至西藏學習，二十二歲返回時攜高僧與建築、彩畫、油漆工匠六百人。其於蒙古庫倫（今蒙古烏蘭巴托，Ulaanbaatar）修造熱臥格傑林等藏式寺院，隨後移駐額爾德尼召（Erdene Zuu Monastery，光顯寺），擴建其為具六部、九十二塔之大寺；通曉多種語言，曾創索緒爾（Soyombo）字母，藝術造詣極深，善繪能塑，對蒙古佛教藝術有較大影響。如金銅佛像等等，現烏蘭巴托有博物館藏其所創的藝術品。
二、韓國佛教美術人物
朝鮮半島的地理地位，使其在中日韓佛教交流上具有特殊地位，既從中國傳承，也向日本傳播，間或從印度及胡僧處接受一些佛教藝術。佛教約於四世紀傳入朝鮮半島，高句麗第十七代小獸林王二年（372）入高句麗，百濟枕流王元年（384）入百濟，新羅民間也有接納，但經過了反復，王室接受時已至法興王十五年（528），但其後來居上，佛教更為興盛。韓國佛教美術可依朝鮮半島歷史狀況分階段，即高句麗（37 BCE～668）、百濟（18 BCE～663）與新羅（57 BCE～935）；統一新羅（668～935）、高麗（918～1392）、朝鮮李朝（1392～1910）及當代，其間銅石雕塑與繪畫情況不同，地位較高且有特色的高麗佛畫，畫家留名亦不多，後期年代較近的李朝佛畫作者留名較多。
百濟曾從南朝梁請來畫師等工匠，其大通寺也是為梁武帝所建56，甚至其名稱也與「同泰寺」相關57。而武寧王陵附近墓址還發現銘「梁瓦官師」之瓦，證明梁朝工匠的確至此58。而百濟聖明王（523～553在位）於五二二年遣使送佛經像於日本，為佛教正式傳入日本的標誌，雖然其前百濟蓋鹵王九年（463）百濟畫工因斯羅我就橫渡日本，與中國來的陶、畫工等同隸「部」下，後來定居日本。南朝來的司馬達等也在大阪立草堂，子女出家為僧尼。
五八八年聖明王之子威德王（554～597在位）又遣使獻舍利至日本時，派畫工白加率僧人與眾多建築匠師隨從。赴日後造法興寺，白加應在此寺繪製壁畫。而威德王的太子阿佐也擅畫，百濟威德王四十四年（597）他也赴日，成為聖德太子之弟子，並為太子畫最早的肖像，是圖鐵線描加賦彩，富有立體感，後來很得珍視。
高句麗僧曇徵也是聲名傳播的畫工高手，他於嬰陽王二十一年（610）遠赴日本，不僅畫出奈良法隆寺金堂的釋迦、四佛淨土圖壁畫，還傳授了造紙、調色等技術，在日本影響很大。七世紀時新羅國僧良志，神乎其技地善於雕刻錫杖並題寫諸寺匾額。他曾雕造靈廟寺、法林寺、錫杖寺的佛像、護法金剛還有殿塔千佛等。新羅國傑出畫僧率居是唯一收入正史列傳之國家畫師。其技藝高超，在慶州皇龍繪飾寺壁，畫出老松逼真活泛。芬皇寺觀音菩薩與晉州斷俗寺維摩詰像，亦出自其筆。
崔致遠撰文並書篆慶尚南道雙磎寺《真鑑禪師塔碑》，僧靈業書寫斷俗寺《神行禪師碑》，筆勢「倚天」。崔仁淯書《聖住寺白月葆光塔碑》，寬厚溫和，與唐代徐浩相近。釋慧江寫《鳳岩寺寂照塔碑》，筆法則似褚遂良。高麗書法家釋坦然、崔瑀、柳仲，與新羅金生合稱「神品四賢」。坦然有《文殊院記》、《僧伽窟重修碑》等，由顏體變化，《白月棲雲塔碑》是集金生二千五百餘字而成。又有吳彥侯《靈通寺大覺國師碑》、文公裕《普賢寺創寺碑》具唐宋之韻味。晚期交流於趙孟頫的李喦，行書《文殊寺藏經碑》，釋性澄、釋宗古也習趙體，金恂所書相華寺碑、韓修檜崖寺指空大師碑、神勒寺懶翁和尚碑，上追鐘、王，成士達《演福寺銘》得宋徽宗筆意。
李朝書法家中金時習少年擅名，後出家遁入佛寺，有《詩稿》等傳世。
高麗國佛畫多由貴族或國家資助，華貴精緻，聲名遠播。元至治三年（1323）薛沖、李囗畫觀無量壽經變相，畫面雖如敦煌傳統三列，但細節頗不相同。主畫面三組西方三聖像，居中組形象繁密有三十二軀羅漢、二十身菩薩分列。兩側十六觀與未生怨畫面寬大，以宮殿分隔。
畫僧魯英於忠烈王三十三年（1307）發願畫阿彌陀佛九尊像，而後作禪源寺繪毗盧殿班首。禪師自回繪阿彌陀佛來迎圖，佛身向左而面朝右，手如接引，大紅袈裟富麗堅實。忠肅王十年（1323）徐九方所畫水月觀音菩薩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藏），坐姿水瓶山石非常工麗，善財身形極小。類似圖作不少，但形體與細節有別，如京都大德寺藏品，主像男相貌狀鮮明、紗衣極佳透明，善財童子背風而立，海龍王及將相奉寶呼應，岩石至頂，竹枝巨稈細葉。東京淺草寺所藏楊柳觀音菩薩像為男相立姿，背光空靈，題有「東海癡衲慧虛筆」，參以畫風，可知是僧慧虛畫於忠烈王二十六年（1300）前後。
至正十年（1350）高麗畫工悔前繪彌勒下生經變相，僧玄哲率施主二十餘人發心供養（現藏日本和歌山五坊寂靜院）。圖中彌勒佛與法華林、大妙相菩薩均倚坐，其上瑞氣雲霞，下有儴佉王及王女率眾出家剃度埸面，再下為耕種農收情景。
因元軍與倭胡之亂使高麗繪作損失流散，朝鮮李朝排佛尊儒，佛畫由貴族下降民間向低端發展，畫風轉樸變「俗」；流行觀音、甘露幀、地藏十王與山神圖，由傳來的禪宗與文人畫家實際興起。朝鮮前期仍有僧人與圖畫署畫員，後期多為文人畫家，題材中兼佛畫。
李寧是造詣極高的高麗圖畫署畫員，曾入華並得到宋徽宗的讚美。李禎與金明國都是朝鮮中期的畫家。前者畫署世家，才氣逼人英年早逝。後者為浙派畫家、圖畫署畫員並任官，曾領畫僧與畫員多人重繪昌慶宮，有粗放南宗風的布袋和尚與達摩像等圖。朝鮮世祖十一年（1465）畫工李孟根繪觀無量壽經變相（日本京都知恩院藏），對原有的觀經變相是繼承的。但是中組形象增大。明宗五年（1550）王妃為仁宗祈福而特召畫工李自實繪觀音三十二應身圖。主尊觀音遊戲坐於中心，周有群山，上方有十二如來，山間有聲聞、梵王、帝釋三十二應化身，還配以經文。山石皴法為朝鮮院畫初風。高麗諸王多有擅藝者，明宗（1546～1567在位）就通繪畫，傳恭憫王曾畫普賢騎象圖等作。
李朝初期就有圖畫署，安堅影響很大、李上佐出身家奴，由中宗特加提拔為畫員，有佛畫四頁傳世。後期有擅山水的崔北，而尹斗緒、鄭O與沈師正有三齋之稱。尹斗緒三代為畫家卻同是文人、秀才畫家且開南宗畫風，有家譜畫帖傳世。金允謙、姜希顏，姜世晃、嚴致郁、李教冀、劉淑、鄭遂榮、李匡師是文人書畫家並陽明學者。這些畫家作畫題材包括寺廟、山水或人物，或用南禪宗畫風。金有聲、韓時覺、玄泰純都是圖畫署畫家，而尚謙與義謙都是十八世紀後期的佛畫僧。圖畫署畫家曾赴日，都習南宗畫，能用減筆技法作禪宗畫。僧奉圭曾主管金山圭丈六金像的上金。
現代元德文與萬奉李致虎均是畫僧，前者曾習西畫，後者掌金剛山畫脈之牛耳。林泉也是美術考古學者，維修與繪作並舉。
三、日本佛教美術人物
（一）書法繪畫
日本於欽明天皇七年（546）佛教公傳後才盛行毛筆寫漢字。高麗僧曇徵於高句麗嬰陽王二十一年（610）至日本，帶來了紙墨製作技術，促使僧侶信徒抄經。聖德太子曾以漢文撰《勝鬘經》、《維摩詰所說經》、《法華經》注疏，並以毛筆寫出。飛鳥（538～645）、奈良（710～794）時代寫經很盛，天武天皇（673～686在位）召集書手在奈良川原寺寫經；奈良和銅五年（712）長屋王寫《大般若經》三十卷。
日本遣隋唐使者與僧人回國時帶來王羲之手跡，有些或是唐僧鑑真赴日所攜。最澄和尚在越州（今新潟）將所攜佛經楷書為《傳教大師請來目錄》，攜回與推廣書法產生很大影響；平安弘仁四年（813）給弟子空海行書《久隔帖》清韻風雅。空海青年時期就寫出《聾瞽指歸》，與最澄通信寫《風信帖》，其《灌頂曆名》揉合王羲之與顏真卿的風格，還有草書《崔子玉座右銘》。空海與嵯峨天皇、橘逸勢被稱為平安時代（794～1185）「三筆」。嵯峨天皇學於空海，其《光定戒牒》又顯出歐陽詢的影響。
平安中期日本書法開始和化用平假名；小野道風與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之作被稱為「三跡」，成為後世書法規範，並產生多種流派。小野道風習王羲之而自成，墨跡《智證大師諡號敕書》乃醍醐天皇於平安延長五年（927）追贈圓珍法師「智證大師」之敕文，豐厚飽滿而多變。和風書法發展為更純粹的假名寫出，其流派以寺名而分，有柔美的世尊寺流和陽剛的法性寺流。
十三世紀中葉以來政治權力分為大覺寺統與持明院統兩系。前者的後宇多天皇（1274～1287在位）極尊空海，鎌倉正和四年（1315）寫《弘法大師傳》，後醍醐天皇（1318～1339在位）的書法則有中國新書風的風骨意蘊。而後者伏見天皇（1287～1298在位）以假名書作名世，其子尊圓親王也以和樣書作影響後世，得「青蓮院流」及「御家流」之稱。花園天皇（1308～1318在位）書作也有新來的華風。
鎌倉後期與中國北宋的貿易引進了宋朝書法。有趣的是此後僧人書法獨霸天下，而平安以前有官僚、貴族與僧人；其後江戶時代（1615～1868）則有士族文人、平民與僧人。可知日本僧人的書法是一以貫之的「主線」。臨濟宗榮西禪師師承黃山谷風格，曹洞宗道元禪師介紹張即之書法。京都五山、鎌倉五山的禪僧書法流派更崇張即之和蘇東坡的宋代風格。律僧俊F攜回大量碑版書跡，所寫《泉涌寺勸緣疏》震驚了後羽鳥上皇。於日僧習宋元外，來自中國之禪僧有善張即之書風的蘭溪道隆、更擅草書的一山一寧及無學祖元，赴日又有兀菴普寧。蘭溪曾贈東福寺僧固山一鞏法語，而鎌倉時代（1185～1333）後期至日本南北朝時代（1336～1392）臨濟宗禪僧虎關師鍊曾撰《一山國師傳》。將宋元風格帶至日本，促成鎌倉至室町（1392～1573）時代書風的宗峰妙超大師，出宋風而成一體，有氣吞山河之勢。而夢窗疎石不惟書風洗練雅潔，草書《春屋號偈》很著名，還培養了春屋妙葩、義堂周信、絕海中津等眾多書法家。絕海中津曾於明初來華留學，所書《十牛頌》用趙子昂嚴整筆法。而一休宗純號「狂雲子」，實緣其狂野奔放的書風。南北朝和室町時代武士、官吏間長期流行的書法被稱謂「禪林墨蹟」與「禪宗風格」。
桃山（1573～1615）、江戶（1615～1868）時代的寬永三筆為近衛信尹、本阿彌光悅及松花堂昭乘。後水尾天皇（1611～1629在位）任用藤木敦直培養了不少書家。而十七世紀又有黃檗僧赴日弘法，造就了隱元、木庵、即非三筆，還有開創日本篆刻的心越與獨立。市民文人外先有澤庵、江月，後有白隱、仙崖等僧侶大師。習董其昌有寂嚴，梵字筆意濃有慈雲，習懷素並傳小野道風《秋荻帖》的有良寬，各有風采格調。
飛鳥時代日本佛教寺繪不少，深受中國影響。畫跡僅有法隆寺木漆彩繪玉蟲廚子與中宮寺天壽國繡帳。天壽國繡帳為飛鳥推古三十年（622）聖德太子逝後，其太子妃橘大郎女率宮女或匠人所作，有東漢末賢、高麗加世溢和漢奴加己利等畫稿的署名，刺繡殘存比丘敲鐘、天女等細小局部。
奈良時代留存下來多件因果經繪卷，以上圖下文畫出佛傳故事。奈良藥師寺吉祥天像重彩及正倉院鳥毛立女屏風為唐風濃郁的美人畫。法隆寺有聖德太子御影三尊。
平安時代入唐高僧空海攜回兩界曼荼羅圖與李真繪真言五祖像，教王護國寺則補繪了龍猛、龍智像，為高僧頂相的前身。平安天長年間（824～834）又繪紫綾金銀泥兩界曼荼羅圖（存京都神護寺）。元慶三年（879）時，宗叡據圓珍請來的彩色本兩界曼荼羅圖，創畫出了教王護國寺傳真言院曼荼羅。平安時代中期畫師秦致貞繪出的聖德太子傳繪障子（紙拉門）畫，六十多幅表現聖德太子傳說故事。平安後期奈良法華寺阿彌陀佛三尊及童子像與京都平等院鳳凰堂來迎圖壁畫體現了日本趣味，和歌山金剛峰寺應德三年（1086）的涅槃圖，色彩高雅，人物豐富。傳宮廷畫師藤原宗弘繪有兩部大經感得圖。圓仁所攜曼荼羅留下了早期摹本，圓珍進獻曼荼羅並繪不動明王像。信貴山緣起繪卷表達高僧命蓮展現神通力應化的三故事，有飛倉等三個主要段落；受其影響的地獄草紙、餓鬼草紙、病草紙畫大量湧現，普及並強調六道輪迴觀念。
鎌倉時代淨土地獄圖更豐富，宅磨家族組成宅磨派畫家，創立者宅磨為遠平安末期就為大傳法院作佛畫及天皇內眷服務，其子勝賀、為久承其衣鉢。宅磨勝賀繪教王護國寺的兩界曼荼羅與京都神護寺的十二天像屏風，開創融合南宋畫流暢線筆的新風格。藤原隆信與子信實是繪漫畫式人像「似繪」的好手，如後鳥羽天皇像。寫實肖像繪畫此時真正流行，隨著宋代禪宗傳入，坐在圈椅上高僧頂相續有佳作。現公認最早頂相為文治五年（1189）大日房能忍作拙庵德光像，此後曾入宋的俊●（上艾-乂+下仍）參照道宣元照像繪了自贊像。繪卷更加豐富發展。法眼圓伊作一遍上人繪傳59，精細美奐，描畫上人一生救法傳教的行誼，內容有上人帶民眾在滋賀縣與京都寺庵和市集，擊鼓念佛的生動場景。
室町時代發達的五山文化，所傳宋畫取代和繪更顯主流，初期有作四睡圖、布袋和尚圖的默庵靈淵、作寒山圖的可翁仁賀與愚溪右惠。隨後有東福寺的專業畫僧吉山明兆，所作彩色佛畫、水墨及頂相巨作，筆力雄渾。如釋迦三尊與三十祖師像、京都東福寺白衣觀音圖等。當時流行以禪詩配畫，如柴門新月圖、溪陰小築圖。如拙是日本南北朝至室町時代中期京都相國寺畫僧，所畫的瓢鯰圖中畫了老漁翁以瓢捕魚，他們的繪作將南宋馬遠、夏一角半邊的構圖，加以同化。同樣出身的將軍御用畫師天章周文，繪有三益齋圖、水色巒光圖、竹齋讀書圖等。弟子宗湛繼承周文畫風與職位，現存京都大德寺養元院屏風則是其子宗繼的作品。後期京都相國寺畫僧雪舟等楊，曾渡中國明朝感受實景，回國創出結構與實景配合的水墨山水畫，作日本實景之圖，晚年巨作有慧可斷臂圖。其弟子神奈川圓覺寺畫僧如水宗淵在鎌倉、畫僧雪村周繼在東北，都承襲著雪舟畫風。
身兼宮廷繪所所長與室町幕府御畫師的土佐光信，繪卷生動可親，有道成寺緣起與福富紙草等。幕府御用畫師狩野正信與元信，為京都大仙院、靈雲院所繪花鳥山水都以牧谿水墨筆法為基礎。元信繪有釋迦出山圖、清凉寺釋迦堂緣起繪卷，狩野探幽繪有維摩詰像。著名的一休和尚六歲出家於京都安國寺，他遊行城邑，以歌偈賦詠廣度眾生，行事怪異；書作好用竹筆，其自畫像充滿滄桑之感，與少年聰慧之貌大相逕庭。
桃山時代御用畫師狩野後代有永德及子孫弟子長古川等伯和海北友松等，所畫金碧障壁畫，復活大和繪的優美，而長谷川等伯及海北友松，結合傳統與水墨技法，裝飾與風俗結合，均為寺院城堡作圖點綴。江戶時代文人、浮世繪、西式等畫風形式迭出。俵屋宗達繪京都建仁寺風神雷神圖屏風，詼諧新鮮。禪宗支系黃檗宗通過長崎的僑民散播開來，其祖師畫特色奇異，面部寫實。日本畫家喜多元規循此並參用一些基督教士傳入的西洋畫手法。僧人畫家鶴亭習沈全精細畫風並傳之京都、大阪。寫實主義代表圓山應舉曾為許多寺院作美化裝飾，如京都丹波金剛寺、兵庫大覺寺正宸殿板繪等，所繪雪松圖屏風、七難七福圖等分藏於三井記念美術館、三井家圓滿院等。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時代日本新舊美術、西畫與傳統衝突激烈，但與宗教美術漸行漸遠；唯狩野芳崖的觀音菩薩像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建築雕刻
日本的佛像藝術最主要是在飛鳥、奈良與平安三個歷史階段。
六世紀末聖德太子推行佛教、寺院廣泛發展，四天王寺、法隆寺等造像眾多。鞍作止利是日本飛鳥時代佛像雕刻第一人，祖父司馬達等於繼體天皇十六年（522）渡海赴日，為佛教傳入日本民間之始，姓鞍作，謂出身馬具製作一族。推古天皇十七年（609）在奈良飛鳥寺，由鞍作止利鑄日本第一尊敕造金銅釋迦牟尼佛坐像，高2.75公尺，歷四年完成，通稱飛鳥大佛。佛像造成，高於殿屋，眾匠說要破屋，但止利逕自安置好。推古三十一年，為聖德太子追薦冥福，鑄法隆寺金堂三尊像，金銅釋迦與藥上藥王菩薩，造像具北魏特點，如佛像衣褶下垂，對稱繁複，表情古拙，稱為止利樣式。金堂內四天王像有山口大口費等人木雕，其人因雕造金銅錘鍱千佛坐像，名載《日本書紀》，其像式圓滿具北齊北周風貌。白鳳時代（645～710）寺像發展，天智天皇五年（666）大阪野中寺的思惟菩薩半跏像由栢寺之智識信徒通力協作雕成。藥師寺藥師佛及脇侍像據近代《藥師寺緣起》說是僧行基鑄造，但更有可能是持統天皇（686～697在位）於藤原京（今奈良橿原）完成先皇遺願鑄成。
奈良時代遷都，移造寺院。聖武天皇（724～749在位）造奈良東大寺，規模宏大，主尊佛高14.85公尺，為國中連公麻呂指揮製成。稱德天皇（764～770在位）造西大寺。中國鑑真大師渡海赴日後，天平寶字三年（759）創建奈良唐招提寺。據《招提寺建立緣起》記載，該寺金堂與諸尊像由隨鑑真赴日的弟子僧如寶建立，盧舍那佛坐像則為大師的另一位弟子義靜所作；另有一說據大佛台座內側墨書，推測係官營工房佛工所作。其講堂原為平城宮朝集殿。奈良法隆寺夢殿由僧行信建於天平十一年（739）。奈良興福寺西金堂內十大弟子像與八部眾的夾紵像是天平六年光明皇后發願、佛像雕刻師將軍萬福等製成。鑑真與行信的肖像雕塑為奈良後期的傑作。鑑真圓寂前，弟子們採用乾漆夾紵脫胎技法，製成了一座真容坐像，此寺像都奉為日本國寶。
平安期又遷平安京，空海由唐帶回木雕佛三尊像合龕，他設計了京都教王護國寺講堂曼荼羅組像，弟子監製神護寺五大虛空藏菩薩像。平安後期和樣佛寺成熟，平等院鳳凰堂原為藤原賴通之宇治別莊，捨宅為寺。康尚曾於平安寬弘三年（1006）雕有東福寺同聚院的不動明王像，風格巧妙結合含蓄與奔放。至其弟子定朝時更為精美洗練，標誌和風樣式的成熟。定朝天喜元年（1053）雕成代表作京都平等院鳳凰堂主尊阿彌陀佛坐像，雲中供養菩薩更具各樣姿態。定朝風格影響所及有淨瑠璃寺的九尊一列阿彌陀佛坐像，法界寺的彌陀坐像等。定朝之後，其弟子長勢系統的圓派、其子覺助的院派及覺助弟子的賴助開始了「奈良佛師」的三個佛所，繼承發展了其樣式。長勢曾造廣隆寺日光、月光菩薩像，十二神將像等，魅力不減。其後繼者圓勢、長圓交接宮廷，作品纖細華麗，二人於平安康和五年（1103）雕造仁和寺藥師佛坐像，頭光有七尊佛坐像，背屏有脇侍菩薩，束腰須彌座有神將，十分精緻。平安安元二年（1176）明圓所作大覺寺五大明王，精湛嚴整。
從平安末期至鎌倉有雕刻師組織佛像製作工房，多在名內用一「慶」字，如康慶、運慶、湛慶，快慶、定慶等，故有「慶派」之稱。他們原以奈良興福寺為據點。康慶製作了興福寺南圓堂的不空●（上四+下絹）索觀音菩薩像。其子運慶作奈良圓成寺的大日如來坐像，時在安元二年。當時中央院派勢力較大，所以運慶在東國發展，鎌倉幕府成立大興土木，使慶派藝術家有了施展天地。如靜岡願成就院和神奈川淨樂寺的群像等。快慶為康慶的弟子，曾參與南都（今奈良）東大寺、興福寺等造像。其作品在寫實之外，亦流露出穩健優雅的獨特風格，被稱為「安阿彌樣」。現存代表作有東大寺僧形八幡神像與金剛力士像、京都大報恩寺十大弟子像等。湛慶為運慶之長子。作品有三十三間堂之主尊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高知雪蹊寺之毗沙門天像等，定慶推測為康慶的弟子。
平安末期重源上人與南宋明州（今浙江寧波）僧俗多有來往交流，明州工匠赴日參與修寺補像，並留下來形成伊派石雕。南宋乾道三年（1167）時，日本僧使重源上人首來明州，與棲心寺維那辯答佛經疑義，次年參拜寺院，至阿育王廣利寺時，在阿育王山遇日僧榮西，兩人又同參天台後攜經像而返國。十一年後日本奈良東大寺、興福寺與元興寺遭焚毀，重源時任造東大寺大勸進職，負責重建工程，18公尺高的銅盧舍那大佛頭手落地而無法修復。重源乃延請宋工陳和卿等，因使明州工匠七人與日本工匠合作，於安德天皇壽永二年（1183）重鑄頭部螺髻成功60，隨後續修，大佛殿於江戶寶永六年（1709）舉行落成典禮，高46.4公尺，又四年鑄成背光。陳和卿與日本造像師定朝與運慶又為南中門鑄造佛菩薩護法力士像。此東大寺南大門為帶日本風味的大佛樣，重檐開五間，通高25.46公尺。陳和卿及弟陳佛壽等七人被尊為大工鑄物師，伊行末還雕出了通高250公分的石獅，留下後來形成伊派。一一九三年榮西運大木至中國浙江重建寧波天童寺千佛閣，而三年後七十六歲的重源上人則運四根金剛柱、一虹梁、自刻兩木像及香草木來供奉重修的寧波阿育王寺舍利殿。
佛像雕刻師木喰五行明滿為江戶時代真言宗遊行僧，俗姓伊藤，二十二歲出家，四十五歲受木喰戒，不吃五穀糧食，後來發願遊方巡寺，並誓願雕千佛、復興舊寺。現存其木雕像約四百尊，風格特殊，圓胖而露笑容，稱為微笑佛。作品如意輪觀音菩薩坐像，新潟小栗山木喰觀音堂藏；地藏菩薩坐像為長野善光寺大本願藏。江戶時代還有黃檗宗僧松雲元慶，善於雕塑。
四、印度南亞東南亞諸國佛教美術人物
（一）印度印度阿旃陀石窟為世界著名石窟，愛羅拉石窟第6與10窟，雕有佛教與印度教工匠的保護神維希克諾丹之故事。北魏至隋來華的外國僧人吉底俱、摩羅菩提、天竺禪師僧伽佛陀，都善畫，尤其後者，「學行精懿，靈感極多」，在魏就得帝王重視。嵩山少林寺房門上有畫神，即是僧伽佛陀之跡61。僧曇摩拙叉亦為天竺人，亦善畫。隋文帝時來華，遍禮中夏阿育王塔。至成都雒縣（今四川廣漢）大石寺，空中見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為十二神形於寺塔下。
印度接近西藏的拉達克（Ladakh）地區寺廟之中，有平陽寺（Phyang Gompa）、巴果寺（Basgo Gompa）、阿爾奇寺（Alchi Gompa）等著名寺廟，留下壁畫很是精彩。十六世紀畫家有噶努（Ganu）、噶瓦松巴凱帕（Ghewa Sumpa Kyap）、三帕（Sanpa），還有敦珠勒巴（Tontrup Lekpa），繪藝各有千秋。
（二）斯里蘭卡
《魏書‧釋老志》曾載：「太安初，有獅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跡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
印度、中亞及南亞的像式粉本源源流入，給中國佛教造像注入新的活力和刺激。一般說來，由獅子國（今斯里蘭卡）輸入的佛像更多具有秣菟羅系統佛像的特徵，即螺髮、薄衣出水的衣紋，軀體突顯。這些特點在北魏太武帝（423～452在位）滅法後的佛像上確有體現。
十八世紀後期最著名的僧人畫家爹瓦拉甘婆拉（Devaragampola），在坎底時期（Kandy，1590〜1815）國王吉祥稱獅子王（Kirti Sri Rajasimha，1747〜1780在位）統治時期，繪製過德加爾多魯瓦寺（Degaldoruwa）、里迪寺（Ridi Vihare）等等壁畫，與其同時還有尼拉噶瑪（Nilagama）等畫家。他們的繪畫都產生相當的影響，形成了小畫派，與上層宮室畫作成為對比。
十九世紀英國統治斯里蘭卡期間，英國聖喬治中校（Harry Hemersley St. George）繪製了許多以風景為主題的油畫，其中有少數以佛教為題材，大英博物館藏有兩幅，其中一幅即寺僧圖。近代有著名佛畫家薩爾利（M. Sarlis），他所創作寧靜而解脫的佛陀形象，完美地結合了西洋畫風與本民族審美習俗，將上座部派佛教的精神氣質完美地呈現給禮拜者。
二十世紀著名新古典派畫家曼迪斯（Solius Mendis）在斯里蘭卡首都可侖坡（Colombo）東郊的肯蘭尼耶王大寺（Kelaniya Temple），為新殿南面耳室正壁繪製了肯蘭尼耶王大寺護送佛牙圖。斯里蘭卡坎底市（Kandy）佛牙寺（Sri Dalada Maligawa Temple），供奉著釋迦牟尼佛所遺四佛牙之一，圖繪即以此為主題展開。（三）泰國
泰國曼谷等地佛教繪畫一直比較發達延續。拉瑪三世（Rama III，1824～1851在位）時達到高潮。此後歐州藝術傳入並產生了影響。十九世紀前期吞武里（Thon Buri）蘇旺那潤寺（Wat Suwannaram）戒堂內還有古通育（Khru Thong Yu）與古空培（Khru Khong Pae）所畫佛教壁畫。古空培有可能是中國人，所以畫中顯示中國繪畫的風格特點。他與泰國畫家查薩達（Luang Vichit Chetsada）合作，於蘇旺那潤寺繪作有壁畫，其內壁下半部分描繪佛陀十大本生故事，最後一個故事就用了將近兩面墻，上半部分則畫有三界景象與四排天神。其畫色彩豐富，生動清晰，保存完好。十九世紀中期後，許多寺廟有夸音空（Khrua In Khong）所作壁畫。他是僧侶畫家，得到拉瑪四世的支持，在很多寺院作畫，採用歐洲油畫的手法風格。因而對泰國繪畫歐化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追隨弟子很多，因而形成畫派。曼谷布翁尼維寺（Wat Bowon）、沙曼南臨寺（Wat Maha Samanaram）、玉佛寺（Wat Phra Kaeo）兩亭，以及北標府（Sara Buri）的佛陀巴特寺（Wat Phra Buddha Baat）等，作品流傳到北標府和大城府（Ayutthaya）等地。泰國納利斯王子（Narisara Nuvativongse）曾設計曼谷的大理石寺（Wat Benchamabophit）。寺原為小廟，一八二七年成為指揮部，抵抗入侵者，勝利後增建殿塔。拉瑪五世（Rama V，1818〜1910在位）任其弟納利斯王子設計，義大利工程師協助，成為泰國傳統與歐州文藝復興風格結合的寺院。
二十世紀在佛統府（Nakhon Pathom）則有義大利修帕比拉室利（Silpa Bhirasri）所製金銅佛統大佛、壁畫作品。
（四）其他國家
不丹領袖塔辛瑞吉王（Gyalse Tenzin Rabgye，1680～1694在位），曾繪製蓮花生傳記圖，現藏於不丹廷布（Thimphu）廷布宗（Thimphu Dzong）。
尼波羅國（今尼泊爾）王族阿尼哥，十七歲就應召率隊前往西藏，應八思巴在後藏薩迦建黃金塔，成功後赴元大都（今北京），為世祖（1260～1294在位）修鑄明堂針灸銅人，得到信任，主要在元朝開展建築雕塑事業並大有成就。一生主建大批佛寺、佛塔，尤以北京妙應寺（大聖壽萬安寺）白塔最有名。其子阿僧哥（Asanga）同為朝中名匠。
緬甸畫家卡維文達比札達，於一七九八年編繪了《佛陀的一生》故事畫，紙本設色，共四十二摺頁，描繪釋迦牟尼一生的佛傳故事。
據《南史》卷七十八所載，梁武帝天監元年（502）時，善於繪畫的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的幹陀利國王修跋陀羅，夢見一僧介紹中國情況，並勸其通好，國王因此畫像並遣使通好62。
此外，中國新疆古龜茲克孜爾石窟第212窟億耳本生圖壁畫，有一行龜茲文題記，據德國人解讀，大意是敘利亞畫家魯瑪卡瑪（Lumakama）完成此畫時畫彩色圓圈作為標誌。克孜爾石窟第207窟中還有一位畫師的畫像，此窟德人原編為第17號窟，稱為畫師窟。新疆米蘭的佛寺遺址曾發現一條佉盧文題記述及作畫報酬和一位稱作提塔（Tita）的畫家之名。
注釋：
1.此酒泉應為吐魯番之酒泉。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247頁。北京大學版2001年。日本知恩寺所題文字同《出三藏記集》所載，經本所抄應仿其書跡。
2.陳國燦《從敦煌吐魯番所出早期寫經看佛經的東傳西漸》，《普門》2003年7期。作者指出傳為李盛鐸舊藏《佛說五王經》，日本京都博物館藏，元康五年九月三日比丘供養《戒緣》下；日本奈良赤井南明堂藏，泰始九年歲在癸已，佛弟子張華《大涅槃經第十卷》，均為偽造。
3.秦明智〈前涼寫本《法句經》及其有關問題〉，《敦煌學輯刊》1982,3。《光世音品》是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所刊。
4.或以為羅什譯成《遺教經》，王羲之已去世。只有羅什入長安前譯出此經並南傳，右軍才能書寫。田光烈《佛教與書法》16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5.曾毅公《石刻考工錄》，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
6.此經應為經生所書。
7.資料出自田光烈《佛法與書法》、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
8.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9.還有趙善等四十七人雕、趙俊等四十五人雕。由於工匠署名中有省字，此兩人可能就是趙守俊與趙從善。
10.張樹棟等著《中國印刷通史》簡體版，中國印刷工業出版社1999年。
11.玉石觀音像在遼寧朝陽。
12.清吳廣成《西夏書事》。
13.人面瘡故事原出唐悟達國師，說是袁盎與晃錯前世冤報代代相延。
14.荀勗畫師衛協，字學其從外祖大書法家鍾繇。《歷代名畫記》有衛協、晉明帝也善畫佛之說。
15.見《洛陽伽藍記》。孝文帝時期城內只一寺，逝後其城內外寺數增至一千三百一十六多所。
16.見嚴輝〈北魏永寧寺塔建築師郭安興事跡的新發現及相關問題〉，《中原文物》2004年5期。由二○○一年洛陽市紗廠西路出土郭安興兄墓誌，證諸史傳而說明郭安興為北魏建築師。
17.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91頁。
18.《歷代名畫記》卷九。
19.隋唐雕塑家有多位學者論述，王靖憲、令狐彪、金維諾、陳少豐等。
20.此處雕塑家多參用陳少豐《中國雕塑史》所列。所注中國使者摹塑之像為彌勒菩薩像，有誤。實際上王玄策《西國記》追述其「自彌勒造成以來」云云與經文符合，此像為彌勒所造釋迦成道之像。
21.《唐管元惠碑》，中古出版社1999年。此碑在洛陽1980年發現。
22.胡文和〈大足石篆山石門山妙高山宋代石窟與文氏鐫匠世家的關係研究〉，《中華佛學學報》14期2001年。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亦有錄。
23.米延福題記見何利群《延安地區宋金石窟分期研究》，北大碩士論文。王信所鑿為摩利支天；韓偉說是摩尼像，不確。
24.喻皓的事蹟參見沈括《夢溪筆談》流傳。
25.載《陵川集》卷三十三。
26.今置於河北石家莊烈士陵園的涼亭兩側。
27.餘兩院是否為石景山雙泉院及門頭溝靈水院則看法不一。
28.韓小忙《西夏美術史》，文物出版社2001年122頁。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寧夏人民版1985年63頁。
29.其刻工趙隱至元三十年（1293）刻（廣禪侯廟石祭幾銘）。
30.參見《至正鎮江志》卷十，《元史宦官李邦寧傳》。
31.還有黨項人納麟、西夏人領占那征。謝繼勝《漢藏美術發展史》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年。
32.宿白《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
33.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對《木經》與《營造法式》反映的木構建築技術多有研究描述。
34.李B等《西藏昌都地區銅像工匠群研究》，《中國藏學》2010年10期。
35.《歷代名畫記》，此節並參考陳傳席《六朝畫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90年。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彙編》。《元代畫家史料》、《金代書畫家史料彙編》。
36.陳傳席《六朝畫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90年，347-350頁。
37.《中國美術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38.此圖《貞觀公私畫史》說為《楞伽會圖》。
39.孝文太和十六（494）宣武永熙三年（534），《魏書》有傳。
40.或說其跋質那隋代為質子入唐，或說乙僧善丹青貞觀時薦之唐朝，稱為之大尉遲小尉遲。任平山《重提吐火羅——尉遲乙僧籍貫考》，認為尉遲乙僧或為吐火羅國人。《敦煌研究》2011年3期。
41.一九五六年在西安棗園出土王定墓誌，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5）入葬。
42.《圖畫見聞志》，童仁益在仙人手裡瓶中加花，就加錯了。
43.新發現有麻布繪羅漢像殘件，楊新《五代貫休羅漢圖》，文物出版社2008年。
44.此節參據《圖畫見聞志》，陳高華《宋遼金畫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
45.畫全長1636公分、高30公分、紙本設色、貼金冊頁裝，原作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
46.向達推五代畫院中白氏為龜茲人，竺保為印度人。段文傑認同安某是中亞粟特人，高崇德為西夏人等。
47.邰惠莉《敦煌版畫敘錄》，《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
48.孟嗣微《興化寺壁畫與晉南元代寺觀壁畫》，《漢藏佛教美術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49.謝繼勝《漢藏美術發展史》，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年。
50.《容臺集》，《御定佩文齋書畫譜》。
51.金沙為宋代所立寺額。
52.謝繼勝《藏傳佛教美術發展史》，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3、9頁。古本《巴協》中「甲參瑪堅」意為漢人後裔。昌珠鐘銘作唐廷漢比丘大寶監造。
53.謝繼勝《漢藏佛教美術發展史》，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年。
54.1解釋造像量度；2指出糾正了餘著錯誤；3不正確造像量度所引惡果；4造像量度及參考書目；5列舉嚴謹的造像學著作；6解釋藝術家和施主精神與宗教需求；7敘述繪畫方法。
55.薩爾吉《江孜十萬佛塔題記的再考察》，經過實地詳細勘查，對義大利藏學家圖齊的著作《梵天佛地》（漢譯本）中題名紀錄，訂正很多訛漏脫錯。《中國藏學》2010年3期，7-9頁。
56.大通寺址可能就是在公州發現的班竹洞寺址。大川清《百濟の考古學》，日本雄山閣，1972年。
57.宿白《東漢魏晉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45頁，《慶祝鄧廣銘先生九十華誕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58.韓國忠南大學百濟研究所《百濟の古瓦》圖版170，日本學生社1976年。
59.紀念上人十周年忌日，絹本設色，共十二卷，由弟子撰文詳述。第七卷今藏京都博物館。
60.時當南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開工並鑄成。《東大寺造立供養記》。
61.《歷代名畫記》卷七。陳傳席《六朝畫家史料》，注僧伽婆羅即僧伽佛陀。文物出版社1990年293頁。所錄續高僧傳僧伽婆羅本傳無畫跡，與《歷代名畫記》中僧伽佛陀事亦不對。
62. 《梁書》說幹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其故地在印尼蘇門答臘的巴領旁一帶。南朝宋孝武帝（453～464在位）和梁武帝（502～549在位）時，多次向中國遣使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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