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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卷總論
總論．佛教工藝藝術概論
成耆仁 │國立歷史博物館 前研究員
嚴智宏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
緒言
工藝，是人類文明的象徵。當人們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後，轉而追求精神層面的提升。人們透過雙手，展現巧思，自然地傳達出每個時代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意涵。從庶民到皇室，由純樸的手工藝品到巧奪天工的宮廷精品；無論是手中掌玩，或是朝貢品，它是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曾是政治權力表徵的一環。佛教工藝文物則多了一分神聖的宗教性、信仰性和佛教美學之旨趣。
本辭典收錄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工藝品，以材質分為金、銀、銅、玉、水晶、玻璃、染織、刺繡、漆器、陶瓷及雜項類的竹木牙雕等。類別繁多，大致包括曼荼羅、佛教法會用物和供具、器皿、小型佛及眾羅漢等人物像，唐卡、舍利容器、隨身佛龕、鏡、藏傳佛教文物及其他。工藝文物不僅呈現創作者個人的匠心，亦反映整個時代背景，多元化的展現當代手工藝術，可謂文化傳承的最佳載體。
一、各國佛教工藝發展與時代背景
（一）中國及臺灣
東漢明帝永平年間（58∼75）佛教東傳到中國，由秦（221～207 BCE）漢（206 BCE～220）出土的文物可窺探獨特的漢文化。如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陝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廣州南越王墓等，俱見漢文化獨特的宇宙觀以及豐盛的圖像世界，同時亦顯現出秦漢帝國國勢的強盛。三國（220∼280）至隋（581∼618）、唐（618∼907）年間，尤其南北朝（386～589）的繪畫、書法藝術，以及敦煌、龍門、雲岡三大石窟的佛教美術日臻成熟。
陝西法門寺出土的唐代金銀器、染織品，及絲路的異國西域美術品類，大致上是受到佛教文化影響下的產物。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宋（960～1279）元（1271～1368）文化成就了學術和藝術之高峰，舉凡各家書畫、燒窯技術、意境深遠的瓷器，以及細工的金銀器、緙絲技藝等，均展現出極致洗練和豐富多樣的文化氣度。元代文人畫達到新高峰之外，瓷器、絲織、金銀器、漆器、玉雕成就亦超凡。而日本自平安時代（794∼1185）以降、室町時代（1392∼1573）足利將軍家大量收藏這些珍貴的美術品，在在影響了日本水墨畫與茶道藝術的發展。
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清代（1644～1911）初期，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文化的藝術成就鼎盛，尤以宮廷美術為其精華所在。臺灣佛教與佛教美術的發展緣起自十七世紀以後，歷經短暫的荷西時代（1624～1662）、明鄭（1661～1683）和日治時期（1895～1945），以及當代等不同的時代更替，各有其墾拓發展與社會演進的背景。來自東南沿海地區的漢民族，宗教信仰呈現多樣性，佛教是其組成的要素之一。
荷蘭人於十七世紀登陸臺南安平，建立熱蘭遮城（Zeelandia），以作為其東方貿易基地。荷人隨即在臺築城及有計畫地栽種甘蔗與水稻等農作物，這必須仰賴於原住民與漢人。然平埔族一向不長於農耕，遂向江浙沿海招募漢人男子來臺墾拓、耕作，由於渡海而來的漢人日益增多，其宗教信仰亦隨之登陸臺灣。
漢人的宗教信仰可分為儒教、道教、佛教、齋教、民間信仰等。荷西時代，臺灣已有佛教的流布，相傳鹿港龍山寺開山肇善禪師於明天啟年間（1621∼162 7）已來臺弘法。臺南彌陀寺，臺灣最古老的佛寺之一，依臺灣民間文史研究工作者盧嘉興的考據，應是始建於明鄭時代。因此佛教在臺灣的流傳，前後已經歷了近四百年的歷史。佛教的弘傳，必帶動佛教美術的創作。其形式繁多，可分為繪畫、雕塑、建築和工藝等。以現存的佛教美術品而言，雕塑類的寺廟和供養像，可以追溯至明鄭、清初時期。
臺灣傳統佛寺的供養像有佛、菩薩、羅漢祖師、護法神等四大類別1。其中「佛」，譯自梵文Buddha，指智者、覺者、覺行圓滿者，在佛寺中是居主尊的地位，以釋迦佛、藥師佛、阿彌陀佛最為常見。「菩薩」源於bodhisattva，意指以智上求無上菩提，以悲下化眾生，修諸波羅蜜行，於未來成就佛果之修行者。常見者有觀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地藏菩薩等。羅漢祖師包括十八羅漢、目犍連、達摩祖師等。護法神則有韋馱天、伽藍菩薩、金剛力士、四天王等。
以臺灣佛教的發展和特徵而言，佛寺內多以觀音為主尊，視觀音已具佛格身分。直到清代後期至日治時代，主尊逐漸易以釋迦佛或三世佛代之。臺灣佛教的多元化形式、相容並蓄的包容性是其一大特色；儒、佛、道以及一貫道、媽祖、城隍、土地公等本土民俗信仰互相融合，造就了獨特的信仰，尤其象徵女神形象的「媽祖信仰」即是實例之一2。
（二）韓國
自史前時代至近代（1840～1919），韓國傳世藝術品中，包括古墳壁畫、古代工藝、佛教雕塑、建築、繪畫和陶瓷器等。尤其高句麗（37 BCE～668）雄偉的古墓壁畫、百濟（18 BCE～663）華麗的金製冠飾，新羅（57 BCE～935）耀眼奪目的黃金製品、統一新羅（668～935）的佛教雕像，至高麗時期（918～1392）清雅柔和的高麗青瓷，以及紋飾豐富的佛畫，這些文化遺產把韓國人的民族特色及佛教信仰顯現無遺。原則上尊佛教為國教的統一新羅及高麗時期的美術品，以禮佛、供佛而製作的雕塑品，和有「天青．秘色」之稱的翠綠高麗青瓷最具代表性。
有「Open博物館」之稱的千年古都慶州，及附近遺址出土的佛教文物，質量非常可觀。這項發掘工作自二十世紀初的日帝強占期（1910～1945）開始，著名的代表性遺址有：新羅「金冠」的金冠塚以及瑞鳳塚、天馬塚、皇南大塚、月城古墓、雁鴨池遺址等，出土了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國寶級文物。其中，精緻黃金細工的金冠、裝飾品類文物證明「黃金之國」新羅卓越的手工藝水準。
寺院遺址中的皇龍寺遺址出土品、雁鴨池遺址的宮廷供具、生活用品，以及百濟時期工藝品，最值得一提：
1. 新羅時期皇龍寺遺址出土文物
佛教鼎盛時期的壁畫、金銀質盒、舍利盒、卷草紋附蓋小圓盒、金製儀器和板佛、金質或青銅製作的佛三尊像、觀音菩薩像、思惟菩薩半跏像、太子降生像等精緻佛教人物像，新羅獨特風格的青銅梵鐘和銅鏡，玻璃珠和曲玉，供建築用陶質蓮花紋瓦當和磚，石雕大小佛教人物等皆非常莊嚴、精緻，還有比例正確的獅子像和各種容器等歷史文物，證明當年高度水準的新羅國工藝。這些七至九世紀新羅和統一新羅時期的文物，現今典藏在位於新羅古都的國立慶州博物館，現多已列為韓國國寶。
2. 新羅時期雁鴨池遺址出土文物
雁鴨池，原名「月池」，新羅國君臣饗宴、休憩之處，造於新羅國力強盛的七世紀，位於皇宮東北向。一九七五年起花費一年時間考古挖掘，所得出土文物約有三萬多件；全數出土物為宮廷文物，現今典藏於國立慶州博物館，並公開展出供民眾參觀。
該遺址出土的建築構件鬼面紋瓦磚，其研究價值頗高；供養用金銀器和陶瓷器皿數量亦多。該遺址並發掘出珍貴的唐代越窯青瓷。另外，金銅板佛、諸佛及菩薩等像的製作精緻、表情莊嚴；銅鏡、骨雕、文房用具和玻璃珠類出土量亦不少。這些新羅至統一新羅時期出土文物，直接反映新羅人精良的高度工藝水準。
3. 百濟時期工藝
百濟國文化受到中國六朝影響，尤其是六世紀時受南朝（420～589）影響甚深。一九七一年在百濟國古都公州的武寧王陵出土黃金和銀質製品；如皇冠、耳飾、髮飾、手鐲、項鍊、佩飾、頭枕和足枕、鞋等，精緻華美，可謂巧奪天工之作。除此之外出土的曲玉和玻璃珠，不僅數量可觀，製作更是美輪美奐。皇后專用純銀質盞，以線刻方式描繪三隻飛龍、瑞雲和蓮花等主紋，尚有天地之間動、植物為配紋，敘述性強、紋飾樸實，由此窺見百濟金銀工匠們精練的功夫。
在百濟武寧王陵同時發掘出土，除銅鏡和越窯青瓷、黑釉雞首瓶、陶質三足硯台等中國六朝時代的文物，其出土量特別豐碩之外，百濟工匠仿傚自六朝（南朝）的銅鏡、青瓷、瓦磚數量亦十分豐富。就技術水準而言，無不及新羅時期的工匠，反映韓國古三國的高度文化與天工般的工藝水準。
韓國古三國中，高句麗國的美術工藝以漆藝、壁畫和陶器的技藝較為突出，特別是朝鮮平壤（今北韓首都）出土的高句麗國漆器（時值中國漢代），在世界藝術史研究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金銀細工則似乎不如新羅或百濟國。
以漆器製作技術而言，新羅雁鴨池遺址、百濟武寧王陵各出土了相當水準的漆器，而繼承古三國良好的基礎，到了高麗和朝鮮（1392～1910）時期發揚光大，尤其螺鈿漆器非常具有韓國特色；由大型家具、經箱至小型盒及女性攜帶用小鏡子，紋飾美麗、技術高超，作品精緻無比。
直至今日，各類螺鈿漆器家具和小型的漆藝作品，是韓國社會嫁女兒必備之嫁妝。以實用主義為首要的朝鮮王國，一三九二年建國以來開始排佛，並樹立以儒教為國教五百年的李氏朝鮮王朝。其工藝美術的特質深受儒教思想的影響，而賦以純潔自然感的朝鮮白瓷、青花瓷文房用具、木器，和單純、具實用性的木製家具受到青睞，這些正是象徵儒教社會的產物。高麗佛畫般奢華、富麗的藝術品則罕見，倒是螺鈿漆器的盛行久久不衰。
（三）日本
日本的地理環境與中國僅一水相隔，並與朝鮮半島對峙，係同為漢文化之邦。日本佛教之成長，與中國息息相關。日本原始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崇拜自然、祖神及英雄神。而他們的天照大神，乃是女性的日神，所以自稱為日本國，並以紅色太陽作為國家的徽誌。古代社會採用「祭政一致」的方式。天皇是政治領袖，也是宗教領袖。皇居即是神宮，天皇被視為神。佛教最初傳入是在繼體天皇（507∼531在位）時代，佛教公開傳播則自聖德太子開始，因當時都城位於奈良縣的飛鳥地方，文化史上稱為飛鳥時代（538∼645）。此一時代的中心文化是佛教。聖德太子對佛、儒、道、法與經典史籍，無所不通，尤其專注於佛教文化並致力推展，法隆寺的興建即在這個年代。建寺時除了本國工匠之外，還特別向百濟招來寺廟建築工匠、瓦工、雕刻工及畫工等。
中國佛教藝術的輸入，一時達於鼎盛。此時的日本文學，是以漢文學為主，漢詩為盛。武將豐臣秀吉歿後，由江戶時代（1615～1868）德川家康建立江戶幕府，此後的二百六十年，佛教勢力大不如前，但仍立於保護與干涉的地位。各類美術、供佛相關藝術品陸續創出，其中，木工藝、染織、金屬工藝、漆藝、陶瓷、繪畫和佛畫、雕刻方面製作精緻、技術嚴謹，細節的表現更加細膩，充分反映日本大和民族的審美觀。
1. 木工藝
日本遍植樹木，因此木製加工特別發達，木造房屋內陳列木質家具和陳設品，成為日本人必備的生活用具。日本最早的木工藝可追溯到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奈良時代（710～794），尤其京都的傳統木工藝在藝術史上評價相當高，稱為「指物」，即指京都傳統精緻的木工藝。京都自八世紀初開始成為政經、文化藝術和消費中心，配合皇室、武家和商人的需求以及茶道的盛行，促使京都成為精緻木工藝品之總集散地。
木工技法獨創性高、雕工費時、製作程序繁複精緻，可以說每件皆是獨一無二之作，工匠需要經過數十年的培訓始能出師。如今傳世的高級木工作品非常稀有、珍貴。西方人重視左右完全對稱，而東方人講究的是整體平衡與和諧，東西方的審美觀相異，日本傳統木工作品即是反映此思維的最佳實例。一九六一年指定為日本國寶的奈良縣當麻寺本堂須彌壇上的當麻曼荼羅廚子，八世紀末至九世紀初作品，為日本現存最古老且最大的二重基座六角宮殿型廚子，即是一例。
2. 金工
日本最早的金屬工藝青銅器和鐵器歷史，約於西元前二百年時已經存在，這些大致上受到中國和古韓國的影響，但不同時期的工藝呈現不同的面貌和色彩。其中銅鐸上所施的紋飾，如鳥、龜、蜻蜓、豬等，表現生動，完全擺脫中國的影子。此外，銅鏡、劍、甲冑等金屬工藝品的技術逐漸成熟，顯現日本人的美感和民族精神。
至奈良時代佛教非常受到重視，隨即中國唐式佛教文化成為主流，金屬工藝明顯受到唐代的影響；華麗精緻、富貴裝飾性為一大特徵。此時不但大量興建許多寺廟，金屬鑄造技術更是突飛猛進，大型寺院如藥師寺金堂三尊佛、東大寺鐘樓梵鐘、興福寺殿堂供佛壇具、國分寺塔頂的水煙，以及金銀器皿和舍利盒等均在這期間製作完成。
直至平安時代，藝術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主張脫離中國的影響，在藝術表現上呈現日本大和民族的精神和審美觀，由此逐漸脫離中國風潮，並以日本式精緻、裝飾性金屬工藝品取代，日本獨特風格的銅鏡最能代表平安時代藝術趣味。
十二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的鎌倉（1185～1333）、室町和桃山（1573～1615）時代，是禪宗興盛的年代，不講究奢侈華麗，金屬工藝品不多。明治（1868～1912）時間短暫。「明治維新」帶來日本社會的改變，並大量接受先進歐美文化，傳統日本人的思維、生活方式及教育等各方面隨即起了變化，金屬工藝的需求與從前不同；所使用的材質和技術顯現多元化、西歐化現象。
3. 染織
染織首要表現的是裝飾趣味。日本人身上的衣裳、裝飾品，以及生活周遭應用的染織品相當多，因而染織工藝十分發達、藝術水準高又精緻。特別是千年古都的京都染織非常著名，染織技藝與江戶時代盛行的「浮世繪版畫」結合，以誇張式、簡單線條及鮮豔色調，將日本民俗以染織方式呈現而受到民眾的青睞。另外，琉球「紅型」染織技藝亦頗具名氣，有四百餘年歷史，自古受到中國、日本、東南亞、印度等地的染織技術影響和刺激之下，孕育出使用多種顏色染布的特殊染織工藝。琉球「紅型」染織工藝精緻、色澤優美，故琉球「紅型」享有世界最美的女性服裝之美名。
4. 陶瓷和漆藝
漆藝起源於中國，而被日本人發揚光大。自古至今，大和民族的實際生活裡用到的家具、武器、食具、生活漆器等，量和類別應屬世界之冠！
日本最早的漆器可追溯至繩文（約12,000∼2,400 BCE）時代，目前在日本發現的漆器，顯示距今六千年前已經存在。漆藝以江戶時代最為精美；「蒔繪」可謂該時代漆藝的特徵，起源於中國，唐代時流傳至日本。十六至十七世紀時，歐洲人渡海來到日本，目睹美麗絕頂的蒔繪漆藝作品時，愛不釋手，隨即購買並攜帶回國珍藏。
漆器的胎體多元化，有木、竹篾、籐、布（又稱夾紵或脫胎）、皮、金屬、陶瓷、紙、塑膠胎等，也就是說廣義而言，只要胎體表面髹漆者均可稱為漆器。漆器是將漆樹上所採的乳白色漆液，反覆多次施於器物表面，漆液在空氣中乾固成薄膜，質地堅硬，能耐酸鹼，經攝氏約200～260度的高溫處理後不易剝離，不怕水、防細菌侵蝕，能保護器物不朽，符合衛生，保持紋飾和色調美麗，故漆器常作為生活器皿或陳設品。以作品風格而論，奈良時代漆藝具有唐代藝術特徵；色調奢侈華麗，紋飾製作技術精緻。到了十世紀後的平安、鎌倉時代，逐漸呈現日本化趨勢並具新創意。
十六世紀時韓國瓷器匠人被日本將軍豐臣秀吉帶到九州有田地區（今佐賀），找到豐沛的瓷土礦，燒製成中國式「硬質瓷器」成功之後，燒窯技術一日千里，後來追上中國瓷器，而成品成為歐洲外銷瓷器市場的新寵兒。有田、柿右衛門、伊萬里等日本燒製瓷器技術高明、外觀華麗，不僅國內外需求量急增，瓷器的使用也更加普遍化。相反地，工藝技術繁複，費事又費時的漆藝則開始式微，而由瓷器取代。
5.繪畫及佛畫
日本傳統文化受中國唐、宋影響深遠。水墨畫傳自宋，渡海到了日本後發揚禪宗的教理；建築和人物畫造型內含濃厚的唐代文化因素，而將細節更加細膩化。另一方面，體現在精神內斂一如禪坐般的冥思。日本人的內向民風，令他們能創作出典雅、優美的視覺藝術。十世紀末密教盛行，特別重視儀節和佛畫，此時期的作品在傳教中發揮相當大的作為，派遣到中國、韓國的使臣，歸國之際攜回的佛畫、水墨畫和高麗佛畫，對日本藝術界留下深遠的影響。
6. 雕刻
日本樹木多，除建築木造房屋之外，木工藝和木雕亦十分發達。尤其奈良地區附近，以木材建築的古寺廟密集，寺內供奉的精緻、雄偉佛像，大部分是木雕或金屬塑造。奈良時代曾由中國傳進夾紵乾漆和泥塑造像技法，如東大寺、藥師寺、法隆寺等寺院內保存佛像的製作技法，即為實際例證。總之，中國、韓國、印度等地人民供奉的多數佛像，以石雕或金屬塑造較多，但少見木雕，而日本佛像多半是以木雕完成，由此見日本佛像的特色。
（四）東南亞及南亞
佛教最初傳入東南亞，據出土文物及遺址得知，可能是在緬甸達耶其達亞古城（Thayekhittaya，今卑謬Pyay）或泰國中部的佛統府（Nakhon Pathom）。古代東南亞佛教以南傳上座部和大乘交替更迭。南傳上座部於西元前三世紀傳到錫蘭（今斯里蘭卡），之後時盛時衰，但法脈不絕如縷。十二世紀時，錫蘭曾全面改革佛教，於是教法大興，東南亞許多國家遂紛紛派遣比丘至該國學習；此後數百年間，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等均弘揚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於第一個世紀傳到泰南、柬埔寨、越南、印尼等地；之後，主要是傳布於越南。
東南亞佛教藝術兼具古印度佛教、印度教及當地的文化特質，在雕刻、建築、繪畫及工藝上均卓然有成。例如，建於九世紀的印尼婆羅浮屠遺蹟，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建築。隨著寺院的興起，佛教工藝也逐漸發達，走向精緻化，多數作品大致用於佛教儀式，或安奉在自家住宅內，或隨身攜帶便於禮拜之儀。舉凡緬甸錘鍱製成的小型佛像，泰國的供養造像牌、佛前供具、鑲嵌螺鈿的經櫃及佛足印，印尼和柬埔寨的小型佛塔及隨身型佛龕等，形式與製作技法大致上由簡單演變為複雜，材質上以金、銀、銅、陶等為多。要言之，在不同的歷史、文化影響下，東南亞區域出現獨特的佛教工藝作品。
1. 錫蘭
西元前三世紀頃，佛教傳入錫蘭。約西元二○○年，阿努拉德普勒時期（Anuradhapura，4世紀BCE～10世紀）所遺留的水晶舍利塔，呈現早期斯里蘭卡舍利容器的形式，塔身以水晶為質，通體晶瑩剔透；金製塔剎，上有三層金製圓盤形相輪，整體形制秀麗，造型特殊，為該國少見的早期佛教工藝品。到了坎底時期（Kandy，1590～1815）十八世紀盛行以象牙造像，佛像多螺髮，臉龐豐腴，眉間白毫、長耳、頸項三道紋及手掌輪相為佛陀三十二相好之表徵。身著袒右袈裟，衣紋陰刻波浪形，線條稠密流暢，為坎底時期的造像特徵。
2. 緬甸
佛教傳入緬甸，約在維薩里王朝（Vesali，約2～4世紀）。直到六至七世紀，古代驃國（Pyu）於勃固省（Bago）達耶其達亞古城建都，近年考古學家發掘出城牆、王宮、寺院及民居等遺蹟，並出土雕塑、陶器、金銀器及石碑等，其中金屬器皿最為精美。當地的佛寺遺址還出土一件銀鎏金舍利具，器身呈圓柱體，於四方位各錘鍱出印度笈多王朝（約320～550）風格的佛坐像，蓋緣及底部邊緣以驃文鐫刻巴利語銘文。
蒲甘王朝（Bagan，約849～1287）的宗教呈現多元混雜的局面。存世的佛教工藝品可見銀質鎏金錘鍱一佛二弟子造像，佛螺髮高肉髻，短頸寬肩，身軀壯碩。十一世紀的阿奴律陀王（Anawrahta，1044～1077在位）興建瑞茲宮塔（Shwezigon Pagoda），塔內藏有自錫蘭迎入的佛牙，至今香火鼎盛。蒲甘在王室、教界一代接一代的倡導下，致力於興建佛塔。君民熱誠捐輸，出錢出力；據傳在最盛時期佛塔總數達一萬兩千，金碧輝煌的大塔在陽光照耀下熠熠生輝。蒲甘不僅有巍然矗立的大塔，也有很多袖珍模型塔。塔形可能出現在造像牌中、佛像的後方或兩側，也可能呈現於造像碑中、佛像的頭上。其形貌各異，不勝枚舉。
緬甸末代貢榜王朝（Konbaung，1752～1885）第二任國王孟雲王（Bodawpaya，1782～1819在位）於一七九○年建立明宮塔（Mingun Pagoda），該塔北側鑄有青銅製世界數一數二的大鐘，為該國保存最完整、尺寸最大的懸掛式鳴鐘。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亦出土寫經經板、供具等多件佛教工藝品。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緬甸被英國殖民，佛教遭到漠視，唯有緬甸佛教青年會成立於一九○六年，以獨立作號召，試圖復興佛教。
3. 泰國
佛教傳入泰國，據傳最早可上溯自阿育王（約269～232 BCE在位）時代，當時是以南傳上座部佛教為主，接受者係高棉（今柬埔寨）先族而非現代泰族。西元七、八世紀，大乘佛教自印尼、高棉傳入泰國，在他叻瓦滴時期（Dvaravati，約6～13世紀）遺有孟族的金錘鍱菩薩造像牌。作品略呈橢圓形，菩薩綰高髻，眼瞼浮凸，闊嘴寬鼻，雙眉相連，呈現他叻瓦滴時期的造像特徵。
泰國自素可泰時期（1238～1438）正式獨立建國。當時的蘭坎亨王（Ramkhamhaeng，1279～1298在位）創制泰文，並向當時的斯里蘭卡學習佛教及其藝術，也向蘭納泰（Lanna Thai，今泰北）學習佛像製作。考古學家在素可泰古城（Sukhothai）發現大量的小型佛造像牌。它們應該是供養寺院之物，大多以黏土為質，少數由銀、純金及錫等製成。其中一件銀片錘鍱一佛二脇侍像，佛頂飾火焰紋，臉形瘦長，著袒右袈裟，右手施觸地印，左手置於腹前，是當時常見的佛像形式。
用於收藏佛教經書之櫥櫃大量出現於大城時期（Ayutthaya，1350～1767）及曼谷時期（1782～），經櫃多為木製髹漆，再以描金繪佛傳圖或佛教宇宙圖，紋飾豐富，刻劃精細入微。泰國亦擅長以純金製作佛教工藝品，如大城遺址復興寺（Wat Ratburana）出土的金舍利塔、金聖鳥及金手鐲；另有其他材質的舍利容器、造像牌、法器及各式器皿等珍品。
在東南亞國家（如泰國），大象頗具地位，也常出現在工藝品中。據信，佛母摩耶夫人夢見六牙白象入胎，之後生下了釋尊（見《普曜經》、《瑞應本起經》等）。於是「乘象入胎」成為佛教的重要題材。其次，象牙可貴也可用。又，大象是威力無比的重型坦克車，牠們挺立於大軍之前，能夠以一當百，穩定軍心。再其次，大象厚重的四隻腳走起路來力道無比，真乃一步一腳印，每一步都穩重、實在又牢靠。佛教取其寓意，認為修行貴在知行合一，而且在實踐時必須腳踏實地、認真篤行。這樣具備實用、宗教寓意的動物，難怪其身影常常出現在藝品中。泰、柬各國就常以大象作成陶瓷器、燈座，或將其塑在佛像底座。
4. 柬埔寨
舊稱扶南、真臘、高棉，位於中南半島南端，受印度文化洗禮，其語文即自梵語、巴利語轉成。佛教約於三世紀扶南時期（1～7世紀）傳入，當時所翻譯的經典以梵文系佛典為多。六世紀以後，婆羅門教與佛教並行。十二世紀末，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1181～約1220在位）時代，佛教臻於巔峰；十三、十四世紀頃，南傳佛教傳入。
吳哥時期（約9～15世紀）是帝國鼎盛期，無論在造像或建築上均有傑作，此時期的工藝品，常以目支鄰陀龍王護佛為主題。龍王以其身盤繞數圈（像蒲團一樣）托住入定的佛陀，化出多頭，俯首為蓋，護衛佛陀；佛像的臉龐寬闊，寬鼻厚唇，顯現出當時的造像特徵。
在談論吳哥的建築、雕刻時，必定要提及吳哥窟。據牆壁上的銘文來判定，極負盛名的吳哥窟是由蘇耶跋摩二世（Suryavarman II，1113～約1150在位）於十二世紀上半葉時創建的。之後，經過長時間的增補或重修。該窟的神像雕塑、浮雕等作品粲然可觀。例如，蘇耶跋摩二世的重要功績，在戰象上指揮勁旅迎戰強敵等，被刻劃於浮雕中；又如，該國庶民生活、屋舍裝飾、交通工具、日常器用、鍋碗瓢盆，乃至環境中的動物（松鼠、雞、豬、魚）等，也都一一呈現。
十二至十三世紀出現青銅製法螺，應為佛教儀式用器物，具有巴戎（Bayon）式的藝術風格；另有喜金剛像見於法器及龕像。
5. 寮國
寮國在一三五三年獨立建國，南傳上座部佛教於十四世紀中葉，由法昂王（Fa Ngum，1316～1373在位）自高棉傳入，直到二十世紀佛教仍為寮國的主要宗教。十七世紀蘇利雅旺薩王（Suriyavongsa，1638～1690在位）時期為佛教興盛期，此時常見用於典藏棕櫚葉手抄經書的藏經櫃，櫃四壁均鑲嵌螺鈿，正面框飾紋樣，內有尊像，做工精緻，為結合佛教及當地民俗風情的傳世珍品，今僅見於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永珍（Vientiane）地區。
一八○五年，寮國永珍王朝（1707～1828）遺有木雕羯磨本（Kammavaca）經板，封底底面敷金，刻有寮文手稿。羯磨本包含九篇巴利文律藏，用於僧院的特定儀式，與上座部僧侶受具足戒有關。除此之外，十九世紀的木雕佛坐像塔，塔身修長，與寮國永珍市塔鑾寺（That Luang）主塔外圍的小型方塔相似。塔鑾寺又稱大舍利塔、大聖塔，初為奉祀佛陀胸骨舍利（或謂供養佛髮）的小塔，一五六六年悉達提拉王（Setthathirath，1547～1571在位）擴建為塔基三層的大舍利塔，為寮國歷代最宏偉之建築，屬國家級珍貴遺產。一九五九年，寮國政府公布寮國僧伽法例，規定僧尼須服從僧王。現今寮國境內有佛寺千餘所，僧人最多時達一萬二千名。
6. 越南
西元二世紀頃，佛教傳入越南。自古越南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以大乘佛教為主流，越南的佛教及其藝術亦有濃厚的大乘風格。二世紀至十世紀前半為佛教移入期，自十世紀後半至十四世紀末為發展期，尤以十一至十三世紀初為佛教鼎盛的二百年。一九五八年越南海防市塗山海灣發現陳朝（1225∼1399）銅鑄鐘，鐘身表面以凸弦紋分隔，又以縱橫棱線框成區塊，內鐫刻銘文，為越南十三至十四世紀佛教興盛期的遺作。又於永福省趙佛塔發現陶塑塔，為十三至十四世紀該大塔之建築模型。此模型塔通體施白色、褐色及灰綠色釉，並見佛坐像、金剛手菩薩、緊那羅像、蓮紋和菊花紋等圖樣，呈現出該時期佛塔形制之實例。
十五世紀以後，中國明代（1368～1644）的儒學、文學興盛於越南，道教及喇嘛教兼行，佛教日漸衰微，此後，佛教混合了儒道思想。越南十七世紀發現的香爐，盛行作龍形裝飾，或有鼎式香爐以瓶形器承載，與中國明代陶瓷器相似，明顯受到漢地文化的影響。十九世紀末，法國占領越南，由於法國殖民政府保護並推廣天主教，頒布各種限制佛教發展的法令，越南佛教隨之極度衰頹。直到二十世紀越南佛教展開復興運動之後始漸復甦。
雖然受到殖民政府壓制，但越南獨特的水上木偶戲一直流傳在民間。其戲碼大多是歷史故事、民間傳說、對天地神明（如佛菩薩）的感恩等。演出的時間多在佛教節日，用以酬神。其木偶經過巧手雕造並重層髹漆（越南亦精於漆器），不僅色彩繽紛且能防水。演出者半身浸泡在水中、掩在簾後，以絲線、竹棍操作木偶，使其活靈活現地表演高難度動作，如翻筋斗、插秧、製作器具（如陶瓷）、五體投地上香禮佛等。配樂上，由幾位樂師配合劇情演奏越南的傳統樂器。
7. 印尼
西元五世紀初，爪哇已有佛教傳入，中國東晉（317～420）僧法顯曾造訪該島，發現當地婆羅門教正盛，而佛教方興。七世紀，佛教正式傳入蘇門答臘（Sumatra），島上的巴鄰旁（Palembang）為東南亞研究佛法之重鎮，當時南海諸國皆信奉上座部，唯此處稍有大乘。七、八世紀，爪哇同時流行佛教和婆羅門教，七世紀興起的室利佛逝王朝（Srivijaya，約7～13世紀），人民大多信仰佛教。
八世紀時，孟加拉佛教徒同時亦引入密宗，印尼中爪哇省（Central Java）出土的中爪哇時期（約7～13世紀）青銅製金剛鈴，約製於九至十世紀，鈴頂端作五股金剛杵，握柄中央四面飾佛首，佛戴華麗寶冠，五官刻劃精細；鈴身飾有三股杵、聯珠紋及花朵紋，紋飾精緻。十二世紀，密宗逐漸衰微。十四世紀東爪哇（East Java）出土的麻喏巴歇王朝（Majapahit，13～16世紀）金法輪飾板，以金薄板打造，飾板內為象徵佛、法、僧的三法輪。另在邊框飾有迦梨龍王頭像，乃印尼東爪哇常見的造像特徵，整件作品的金工技藝超凡，為該時期珍貴的遺品。十七世紀荷蘭人入侵後，佛教備受摧殘，僅以少數寺院維繫生機。二次大戰後，佛教日漸復甦。
整體而言，東南亞夾在印度、中國之間，受兩大文明的影響甚多，在佛教工藝上也可見二者之遺緒；但東南亞的佛教工藝，仍頗有自己的創意風格。
（五）印度
西元前數世紀，印度即接觸到希臘等地區的文化，其對印度的雕刻藝術具有深遠的影響。自西元前六世紀在古印度各地出現的美術工坊，以及隨後成立的遺蹟群（包括犍陀羅、秣菟羅（Mathura）、阿瑪拉瓦提（Amaravati）等），都不約而同製作各式各樣的雕像；那些精湛的雕像展現了印度的民族個性、藝術風格。這裡所謂的古印度，包含今印度西北側的巴基斯坦、尼泊爾、不丹，以及東側的孟加拉在內。
自信奉佛教的孔雀王朝（約321～185 BCE）阿育王起，佛教藝術在印度盛行約千年之久。阿育王在位期間，可說是古印度佛教藝術的主要時期之一；現今殘存之遺蹟有阿育王摩崖石刻及石柱等，其中以阿育王的四獅子柱頭最為著稱，在世界藝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阿育王時代並建有多處石塔以納藏佛舍利。塔外圍設有浮雕石欄，現存較完整者，首推印度中央邦（Madhya Pradesh）波帕爾（Bhopal）桑奇一號塔，又稱桑奇大塔，為印度早期的佛塔形式。其後陸續興建第二、三號塔，及擴建與修建寺院和僧院，成為現存最古老且保存最完好的佛教遺址。
隨著舍利塔的興建，瘞藏舍利的舍利具因應而生，在印度中央邦博傑普爾（Bhojpur, Madhya Pradesh）出土的滑石製舍利容器，約製於西元前二世紀，原內含物為遺骨及牙齒舍利。此外，巽伽王朝（約187～75 BCE）可見做工精細的純金飾品，飾品上有代表佛、法、僧的三寶標紋，由於當時佛教徒視佛陀乃非凡、無可名狀者，因而以塔、菩提樹、佛座、法輪、佛足印、佛髮及其他如鉢、衣、三寶標等圖像象徵之，形成此一時期佛教藝術的特色。
二世紀的第三代迦膩色迦王（約129～160在位）是繼阿育王之後積極傳揚佛教的國王。他將國都設立在以巴基斯坦開伯爾巴圖克瓦省白夏瓦（Peshawar, Khyber Pakhtunkhwa）為主的犍陀羅地區，不但使它成為佛教傳播及造像中心，還開創了名聞世界的犍陀羅風格；該風格對當代、後代的中亞、東亞區域之佛教雕刻影響久遠。在該時期的輪王塔寺（Cakri Stupa，古稱雀離浮屠）出土的銅製舍利容器上，有「迦膩色迦」銘文，因此被稱為「迦膩色迦王舍利具」。此容器結合佛教、印度教的神祇及希臘羅馬的花鬘、天鵝等裝飾圖案，充分顯示出貴霜王朝（約1～3世紀）文化的多樣性和包容性。巴基斯坦開伯爾巴圖克瓦省奧拉克賽（Orakzai, Khyber Pakhtunkhwa）阿希波遺址（Ahin Posh）出土的金幣，一面為迦膩色迦王立像，另一面為佛立像；佛像體型雖小，但已呈現出典型的犍陀羅造像風格。
接著，笈多王朝的佛像締造前所未有的佳績。秣菟羅及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阿瑪拉瓦提盛行雕刻佛像。其次，西印度阿旃陀（Ajanta）、卡爾拉（Karla）、朱納爾（Junnar，包括四處窟群）、貝德薩（Bedsa）、納西克（Nasik）、坎赫里（Kanheri）及迦利（Karli）等佛教石窟陸續開鑿。四世紀至七世紀前半，以笈多王朝為中心的聖地有菩提伽耶之佛殿、北方邦瓦拉那西（Varanasi, Uttar Pradesh）鹿野苑遺址以北之達美克塔（Dhamekh Stupa）、竹林精舍、祇園精舍等遺址。此一時期的造像，除釋迦牟尼佛像之外，還有觀音、彌勒、金剛手等菩薩像。無論是造像、壁畫等，都向外輻射，光照千萬里，對中、日、韓、東南亞的佛教藝術產生深遠的影響。
八世紀的喀什米爾遺留以象牙為材質的佛坐像、菩薩龕像、觀音菩薩像等；因受材質所限，存世作品極少。以東印度波羅王朝（Pala，約8～12世紀）為中心之時代，則有密教美術興起，如那爛陀寺（Nalanda）遺蹟以及大日如來、多面多臂觀音、多羅菩薩等密教雕像陸續出土。另有陶土製的陶印記，印記上方中央為法輪，法輪兩側各有一臥鹿，象徵釋尊成道後於鹿野苑初轉法輪；其最下方橫書梵文三行，意為「那爛陀寺尊貴的僧團」。此外，《造像量度經》及《造像法》等專書亦隨之出現。其後，印度佛教衰滅，其美術也隨之沒落。
二、美術工藝
日本著名藝術史家柳宗悅（1889～1961）的工藝美術論中提出，具有藝術性的民藝品，不但與其民族有密切的關係，必然是庶民日常用的器具3；比如淵源於朝鮮之民藝品登陸至日本後，隨著日本民族性演變成具有藝術性和民族性的日本民藝品。
工藝品的英文名為「ARTEFACTS」或「ARTIFACTS」。工藝品包括手工藝品，即以手工將原料或半成品加工而成種類繁多的產品，有漆器、陶器、瓷器、木雕、樺樹皮、麥秸、石灣公仔及民間工藝品，充分體現人類的創造性和藝術性的無價之寶。佛教工藝品則多了一分宗教性濃厚、符合道德和佛教美學之內涵。
（一）佛像
佛像造型是基於一種哲學觀念的美感情操，訴諸視覺的表露，當中的體態、法相與印相，在在蘊含著造佛者的虔誠心念，以及創造佛像的理念。佛像之美貴於筆墨難以形容的慈悲，具有不可思議的莊嚴沉定，能使人摒棄一切思想上的雜念，從內心產生一種崇高的仰望心理。
造佛像最普遍的材質有竹、木、牙、玉、水晶、瓷、石和金屬。其中，金屬塑像（銅、鐵和鎏金）的生產工序繁複，從設計到彩繪，歷時良久。另外，以木、玉、水晶製作雕像時，得到上好材料是首要條件。佛像的鎏金或金箔，在古代的裝身具、短甲、鐙、經典、建築、壁畫、漆器和特定佛具的裝飾美化上不可或缺。現今日本岡山地區的傳統金箔工藝不僅聞名，亦受到政府的保護。
木材有鬆軟、粗硬之別，以木質堅韌、紋理細密、色澤光亮的為佳，如紅木、黃楊木、花梨木、扁桃木、榔木等是雕刻的上等材料，適合雕刻結構複雜、造型細密的作品，具有收藏價值，但雕刻費時又費工夫。
（二）瓷器
普遍而常見的瓷器供物有各類器皿，以及供桌上的瓷質佛像。魏晉南北朝（220～589）時，越窯青瓷供奉器皿最是普遍，這種青瓷形式的共同特徵是以蓮瓣紋飾或外觀以蓮花為器形。一九八七年在陝西寶雞市扶風法門寺塔地宮出土一批唐代精緻文物4，轟動佛教界和學界，並成為研究的珍貴史料。這些文物包括十六件瓷器，即白瓷二件、青瓷十二件，以及黃釉銀棱金銀平脫瓷器二件。引用當時參與發掘人韓金科等中國學者的紀錄：
「出土時，十一件青瓷器皿和二件黃釉銀棱金銀平脫瓷器計十三件，分別用紙包裹，套疊後再用絲綢包袱整體包裹，並一同裝在內外雙層的兩重漆木盒中，並肩放在地宮中室內。」5
當時，伴隨瓷器一同出土物尚有石室中發現的「石碑」，依石碑記載得知該批恩賜物係唐懿宗（859～873在位）所賜，另有「新恩賜」物則是唐僖宗（873～888在位）所賜。僖宗所賜物品中明確記載：「瓷秘色碗七口，內二口銀棱，瓷秘色盤子、碟子共六枚。」由此得知這十三件為唐僖宗時的「秘色瓷」。6除了十三件秘色瓷外，在法門寺地宮內發現另一件「青瓷八棱淨水瓶」，和十三件秘色瓷的胎、釉等特徵大致相似，玻璃化程度則是比十三件更好。
以上得知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唐代精緻文物均為供佛品。之外，更能解決長久以來陶瓷史存在的「何謂秘色瓷」疑問，並提供研究古陶瓷的標準器。
宋代時燒窯技術快速進展，五大名窯陸續出現，如汝窯、定窯、官窯、鈞窯、哥窯、以及華北地區諸多窯址所燒的器皿和佛像、景德鎮青白瓷佛像、德化窯白瓷佛像等，不但燒窯技術達到頂尖，且具有高度藝術性，後人稱宋瓷為藝術和科技的結晶。宋代瓷器工匠的成就對後世暨東北亞的韓國、日本以及東南亞諸多國家影響深遠。
宋瓷的燒窯科技和藝術性注入高麗青瓷。高麗青瓷接受新的養分後生根、開花，至十二世紀，工匠漸能燒出「天下第一」7之稱的高麗秘色青瓷，致使高麗青瓷文化內涵有著宋朝政治、經貿、藝術文化的交流成果，並促使宋瓷文化在高麗境內得以延續。高麗王室和寺院舉行禮佛儀式時所使用的珍貴高麗青瓷器皿，可以說是以佛教為國教的高麗國佛教文化的璀璨花朵。
（三）玻璃器
世界上最早的玻璃大約出現於西元前二千年，兩河流域的尤里都人（Eridu）創造。中國製作玻璃的時間也相當早。玻璃的發展期大致分為四個階段﹕(1)商（約16世紀∼11世紀 BCE）周（約11世紀～221 BCE）為孕育期；(2)春秋（約770～476 BCE）至戰國（476～256 BCE）初為初創期；(3)戰國晚至漢代為繁榮期；(4)三國至明清為發展期。
玻璃的主要成分是矽砂、硼酸、石灰：
1. 矽砂：岩瓷土化，內含石英為主要的玻璃原料。
2. 硼酸：降低玻璃的熔融溫度，使玻璃具有低膨漲性、化學耐久性和耐熱性。
3. 石灰：降低玻璃的熔融溫度、化學耐久性。
以上矽砂、硼酸、石灰等主要原料之外，尚有少量的鎂、鉀、鋅、鋁、鹼。
玻璃在古時多半稱琉璃，有些地區則稱為壁琉璃、吠琉璃、頗黎、陸離或璆琳等。依考古出土實例，以玻璃材質多半作舍利瓶、舍利容器、碗、盤或瓶等供佛器皿。中國雲南、陝西、四川、廣東等地是中國著名玻璃產地。
（四）琺瑯器
琺瑯器歷史悠久，希臘普魯斯島出土西元前十二世紀的六枚戒指和雙鷹權杖首，是最早的掐絲琺瑯文物。依考古資料，西元前五至六世紀希臘人曾燒過掐絲琺瑯，至六世紀拜占庭（Byzantine，330～1453）盛行琺瑯工業。十至十三世紀初為東羅馬拜占庭掐絲琺瑯的鼎盛期，以宗教器物為大宗。
掐絲琺瑯的技術東傳，入中國的時間一般認為在十四世紀，但早在春秋戰國時已經存在「掐絲金銀線」的銅器。中國人在東漢以來已經能燒出瓷器，以數百年歲月累積的燒窯經驗和技術的演進作基礎，很快學會燒製琺瑯器。到蒙元政策上重視工匠，因而手工業一路發展，至清康熙年間，琺瑯器技術達到頂尖，並在中國十分盛行。
古時，琺瑯器原本是專供婦女使用。琺瑯的名稱由外文翻譯而來，故有多種稱呼，如拂菻、拂林、佛郎、富郎、拂郎等，其製作技術由地中海東岸逐漸來到羅馬。琺瑯瓷技術來自西方，故元人稱琺瑯為「洋瓷」，明代則又稱大食窯、鬼國窯。
1. 琺瑯胎
明代琺瑯胎，以銅和銅合金為多。清代除了銅和銅合金，偶爾也有金、銀及其合金，然而琺瑯的胎以銅為最理想，因為銅在空氣中氧化，有利於釉在高溫下燒窯時易與琺瑯釉結合成中間層，並增強釉在胎面上的附著力。金、銀在空氣中比銅較穩定、不易氧化，因此不能成為琺瑯的上好胎料。
2. 釉
把石英、長砂、硼砂、氟的原料適當混合，並加入各種金屬色料研磨，分成為粉末狀，而再燒結成矽酸化合物的混合物。
3. 多元化的琺瑯瓷種類
（1）掐絲琺瑯
即在金屬胎上，焊住金或銅絲掐成的圖案，填上各色琺瑯料，經焙燒、打磨、鍍金而成的複合工藝器物。又稱景泰藍。西洋琺瑯器引起帝王鍾愛的啟端，其中康熙皇帝最愛畫琺瑯，故留有康熙款的掐絲琺瑯器極少。直到雍正年間，隨當朝皇帝的喜愛和審美感，大力仿傚明代「景泰琺瑯」，現今傳世或市面上的景泰款琺瑯，多數作品是為市場需要的十六至十七世紀仿造物。乾隆皇帝是一位眾所周知的藝術愛好者暨藝術品收藏者，初期請廣州掐絲琺瑯器匠到宮內，兼用自製和進口料製作琺瑯器。製品精緻、美麗，釉色鮮豔，種類繁多，大致有仿銅器、宗教用器皿、日常用具、文具、燈具、如意、鼻煙壺、鏡子、鐘錶、班指、指甲套等。
（2）內填琺瑯
又稱鏨胎琺瑯。早期的內填琺瑯與掐絲作品看似類似，但內填者不用銅絲。即金屬地上以壓模或剔刻法作出圖紋，再於凹處填上琺瑯彩，進而燒製成器。此技術相傳是西元前五世紀英國的蓋爾特（Gelt）人發明，到九至十一世紀與掐絲琺瑯同時盛行於拜占庭，此時的作品以金、銀為胎者眾。當十二至十三世紀之際，製作中心轉移至法國中西部里摩吉斯（Limoges）一帶。
（3）畫琺瑯
通常稱琺瑯，即指畫琺瑯。畫琺瑯是在十五世紀，由比利時、法國和荷蘭三國的交界佛郎德斯（Flandes）地區創新，至十五世紀末，其製作中心逐漸轉移到法國中西部的城市，尤其以里摩吉斯為重鎮而繼續發展，器物是以宗教用器皿為大宗。
康熙二十五年（1686）設立玻璃處，畫琺瑯的研製是由玻璃廠內「琺瑯作」進行，玻璃廠並負責調配自製琺瑯釉，至康熙三十年首次成功燒出畫琺瑯。
琺瑯器的製作工序繁複，較瓷器費事又費時、成本亦高，無法抵擋以價廉取勝的瓷器魅力，琺瑯器的製作隨即進入夕陽工業。另一方面琺瑯的製作技術始終沒有脫離西方工藝美術的複雜、華麗，故最終沒有獲得以典雅為第一優先的中國傳統文人的認同與鑑賞。清朝內亂、外患頻仍，使銅料的需求量大增，原由日本進口的銅料也因日本政府下禁銅出口令，如同雪上加霜，逐漸導致琺瑯器製作業的式微。
（五）漆器
漆器是以天然漆（亦稱生漆）製成的器物，有防腐、防潮、耐酸等特點，經藝術加工後造型優美、色彩豔麗，具使用輕便兼實用、觀賞、供佛與收藏等功能。漆器工藝在中國已有七千多年的歷史，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新石器時期遺址出土的木胎漆碗是最早的漆製品。
製作漆器的工序大致分為製胎、塗漆、彩繪、打磨拋光、溫室烘乾。漆器的胎骨以木胎為主，兼有脫胎、竹胎、皮胎、瓷胎、金屬胎等。其主要裝飾方法有彩繪、堆漆、鑲嵌、描金、雕漆等，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各自發展。例如，中國「雕漆」尤其著名，韓國漆器以貝殼製作的螺鈿技術和藝術水準高超，而日本漆器則是「蒔繪」最有名，以製作精緻、色澤鮮豔而受到收藏家的青睞。
漆器的種類大致分下列幾類：
1. 脫胎漆器
源於漢代，至南北朝時期已臻完美，多用於製作巨型佛像。脫胎漆器是以泥土、石膏、木模等為坯胎，用布或綢布和生漆逐層裱褙在坯胎上，待陰乾後，敲碎或脫下原胎，留下漆布器形，再經上灰地、打磨、髹漆研磨，後施以各種裝飾紋飾。其質地輕巧堅牢，造型古樸典雅，且便於攜帶供行人膜拜。
2. 漆畫
是以天然漆為主要材料繪畫而成，但漆之外尚運用金、銀、鉛、錫、蛋殼、貝殼、石片、木片等增添特殊藝術性。漆畫的技法豐富多采，分為刻漆、堆漆、雕漆、磨漆、彩繪等，具有豐富的表現力和藝術潛力。
3. 漆線雕
是閩南地區的傳統工藝，技法傳承自古代佛像雕塑藝術及宋元兩代漆線雕工藝的影響，始於明末清初，至晚清成熟。特別是在廈門十分發展，作品精細嚴謹，以形象生動逼真、風格古樸典雅為特徵，與民間宗教、神佛雕塑關係密切。
4. 雕漆
始於唐，盛於明清。元代雕漆以浙江嘉興地區為主，採朱紅為主色調，形成典雅端莊、雍容華貴的藝術風格。明代宮廷興辦雕漆工廠，製作精緻漆器，多數作品流傳至歐美，被當地人士視為珍寶。
5. 鑲嵌漆器
以翡翠、螺鈿、青玉、水晶、象牙、瑪瑙等多種珍貴材料，鑲嵌於漆地上，稱為鑲嵌漆器。此種工藝在明嘉靖年間（1522～1566）於揚州地區盛行，其做工繁複，具高貴華麗、渾厚的典雅感，多應用於高大屏風的裝飾上。
（六）刺繡
中國人在絲綢上刺繡的歷史悠久，文獻記載最早出現的中國刺繡約於二千年之前，養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約五千年以前8，絲綢和棉布促成刺繡藝術。漢代經濟繁榮，繡品的供需量增加，藉由刺繡技藝逐漸普遍化，帶動刺繡蓬勃發展。長沙馬王堆出土一批漢代絲綢和精緻刺繡作品，是最佳實例。
中國喜以刺繡表現佛教題材，在布上一針針地描繪禪意。唐以前「鏈縫」是唯一、常用的刺繡技法。至唐代，已經發展出新的繡花針法。宋代學術和藝術發展均達到空前鼎盛，造就刺繡藝術更加蓬勃，同時也成就緙繡藝術的黃金年代。明清時代質量均持續發展，繡花技術益顯成熟。材料方面，除了平常使用的刺繡彩色線以外，如髮絲繡花、絨布繡花、花邊、金絲刺繡等又加入新的材質和技術。刺繡和書法、繪畫藝術互相結合的新表現也陸續出現，使傳統的中華文化更為豐富、多采、熟練。刺繡佛畫和密宗唐卡是以刺繡為媒介表現的代表作品。
（七）銅器
盛行於新石器時代晚期至秦漢時代；夏代（約21世紀～約16世紀 BCE）始有青銅容器和兵器。商代中期，青銅器類型已很豐富，並出現銘文和精細的花紋。商晚期至西周（約11世紀～771 BCE）早期，是青銅器發展的鼎盛時期，胎開始變薄、器形繁多、銘文逐漸加長、花紋繁縟富麗，以商周銅器最為精美。
春秋晚期至戰國，由於鐵器的推廣使用，銅製工具越來越少。至秦漢時期因瓷器和漆器進入日常生活，導致銅器減少，裝飾簡單，量和質雙雙式微。銅器的製作通常是用「陶範」澆鑄。程序非常考究，渾鑄、分鑄、鑄接、疊鑄等技術十分成熟。隨後發展出不需分鑄的「脫蠟法」，無疑是青銅鑄造工藝的一大進步。
1.金銀錯
金銀錯是一種隱嵌技法，是精緻工藝的一項。依文獻記載，「金銀錯」技法在春秋中晚期起盛行；首先在銅器上用金絲或金片鑲嵌成華麗的紋飾和文字，之後再用「錯石」在器表上磨錯光平即告完成。
2.鎏金
銅或青銅鑄造塑像之後在其表面施鎏金，俗稱「鎏金銅佛像」，早在兩漢時已經存在並盛於隋唐，延續至明清，這種技法至今仍在使用。常見鎏金佛像大致有釋迦牟尼、觀音、文殊、普賢、天王等，通常是供宮廷、寺廟等地使用。
三、結語
據《考工記》載，「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佛教歷史中最古之工藝品為舍利容器，材料有金、銀、銅、玉、石、木等，通常多藏於佛塔之中；最早之遺品約為西元前四世紀印度之舍利容器。佛教文物透過藝匠的巧手，千百年來流傳下來，開枝散葉，衍生出多種多樣的工藝創作。
從傳存的工藝作品，由微見深，可上溯佛教藝術燦爛輝煌的歷史，同時反映出信仰對人類生活的影響。總括來說，工藝品題材多樣，含建築、繪畫、雕塑、書法、篆刻等各種美術元素，重新展現了新的生命力。同時，在不同地區和國家各自發展出極度豐厚的宗教文化，為佛教的傳播，走出另類的弘法方式。
注釋：
1. 陳清香，《台灣佛教美術（Ｉ）供像篇》，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8.10，序文頁。
2. 林美容，〈臺灣媽祖形象的顯與隱〉，《臺灣史十一講》，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6年，頁146-149。
3. 高裕爕，《韓國美術史及美學論考》，韓國首爾，通文館，1979年8月第3版，頁336-337。
4. 中國考古文物之美《佛門秘寶大唐遺珍》10，臺北，光復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月三刷，圖1-86。
5. 汪慶正，《越窯．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1，頁1-2
6. 汪慶正，前引《越窯．秘色瓷》，頁1。
7. （南宋）太平老人，《袖中錦》，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01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1995年，頁385。在《袖中錦》中的「天下第一」條記：「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瓷(中略)高歷秘色(中略)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
8. 傅具有，〈馬王堆漢墓．絲國．絲綢之路〉，《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湖南省博物館，1994.5，頁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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