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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劃:十一 卷 別:石窟
頁 碼:7/3_928
莫高窟外景
莫高窟外景
甘肅敦煌
 
莫高窟北區外景(局部)
莫高窟北區外景(局部)
 
莫高窟北區崖壁
莫高窟北區崖壁
 
莫高窟外景立面圖
莫高窟外景立面圖
 

莫高窟
mo gao ku

又稱千佛洞。位於甘肅省敦煌市東南25公里處的鳴沙山東麓。坐西朝東,前臨宕泉,面對三危山,洞窟大小不一,上下錯落呈蜂窩狀,高約15~20公尺,南北綿延約1,700公尺。分為南、北區,第1窟及其以南為南區;第1窟以北為北區,其中南區洞窟基本上均有塑像、壁畫保存,是莫高窟的精華所在。原敦煌研究所編號的四百九十二個洞窟中除第461至465窟外,其餘均集中在南區;北區主要是工匠的居住所、僧人修行的禪窟及埋葬屍骨的瘞窟,除極少數洞窟之外,一般均無彩塑或壁畫。敦煌研究院於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五年對北區洞窟進行發掘清理,除原敦煌研究所北區已有五個洞窟的編號,另外對原無編號的北區洞窟編號二百四十三個。至此莫高窟現存洞窟實際編號已達七百三十五個。一九六一年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九八七年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莫高窟藝術由洞窟建築、塑像和壁畫三部分組成。鳴沙山的岩層是由細沙和礫石黏結而成,質地酥鬆,不適合在壁面上直接雕刻造像,因此採用泥塑和在牆壁上敷泥層再彩繪的方式。依據唐武周聖曆元年(698)《李君修莫高窟佛龕碑》《大周李君莫高窟佛龕碑》,開鑿年代始於十六國前秦建元二年(366)。根據莫高窟藝術的發展,大致經過北朝(386~581)、隋(581~618)、唐(618~907)、五代(907~960)、宋(960~1279)、西夏(1032~1227)、元(1271~1368)等時代,前後延續約一千年而未曾間斷,保存壁畫約45,000多平方公尺,彩塑二千四百餘尊。中原佛畫風格樣式在其中均有反映,不僅是佛教美術研究的百科全書,對於中國美術史之研究亦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和意義。
 莫高窟現存北朝時期洞窟達三十六個,上起十六國,歷經北魏(386~534)、西魏(535~556),止於北周(557~581)。洞窟形制大體有主室兩側壁開僧房的禪窟、中心塔柱窟及方形覆斗頂窟三種類型。中心塔柱窟是北朝最流行的洞窟形制,是在平面呈長方形的洞窟中,後部設方形塔柱,與窟頂相連,前部作人字披頂,仿木構建築作出檐枋、脊枋及椽子。方形覆斗頂窟則主要出現於北朝晚期,也叫殿堂窟,在空間特徵上引入帳頂的形式,是隋唐及其以後洞窟的主要形制。
 目前發現莫高窟最早的洞窟為第268、272、275窟,三個洞窟形制各異,都具有早期的特徵。其後,有認為開鑿於十六國的北涼(397~439),也有認為建於北魏。第257、259等窟是北魏較早的洞窟,南、北壁和中心柱上層均開有闕形龕,內塑交腳菩薩及思惟菩薩像,下層圓券龕塑佛坐像。佛、菩薩像略顯清秀,在對冥思、禪定等神態的把握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北魏孝昌年間(525~527)以後至西魏時期,元魏宗室東陽王元榮出任瓜州刺史,該時期莫高窟藝術受到了太和改制以來中原秀骨清像、褒衣博帶式佛像風格的強烈影響,比較典型的有西魏第285、249窟等。其中第285窟開鑿於西魏大統四年(538),是莫高窟早期唯一有確切紀年的洞窟,不僅佛、菩薩、本生故事等人物形象呈現典型的中原風格,在覆斗形頂還繪有伏羲女媧、雷公雨師、羽人飛廉等漢地神祇的形象。北周時期龕像塑造更注重禮拜功能,常見如一佛二菩薩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薩組合,造像面相、形體塑造上趨於豐腴,比例縮短,造型特徵已開隋唐審美新風尚,該時期較重要的洞窟有第428、290、296及297窟等。
 北朝窟內壁面主體位置通常繪本生、因緣及佛傳故事,其中尤以表現佛前世的本生故事數量最多、描繪最生動,最常見的題材有薩埵那太子捨身飼虎、九色鹿救人、尸毗王割肉貿鴿、毗楞竭梨王身釘千釘等,有獨幅、長卷兩種表現形式,代表作分別如北魏第254窟之薩埵那太子捨身飼虎圖、第257窟九色鹿圖,雖畫面情節簡單但主題突出。因緣故事係表現佛陀度化眾生的故事,典型的有沙彌守戒自殺、五百強盜成佛等。表現佛陀生平事蹟的佛傳故事在北朝早期多僅取片段畫面,如乘象入胎、夜半踰城等,至北周則出現連續性的畫面,如第290窟主室窟頂人字披兩坡,分上中下三段繪有長達25公尺,包括八十多個畫面的佛傳故事圖。
 隋唐(包括吐蕃占領和張議潮統治敦煌時期)帝國的統一,為南北、中外交流提供了進一步的契機,莫高窟開窟造像之風臻於極盛,現存隋窟數量達七、八十個,唐窟數量達二百多個。隋唐時期最為流行的是殿堂窟、佛壇窟,此外大像窟、涅槃窟也是唐代出現的較有特色的洞窟形制,殿堂窟即在主室正壁(西壁)開一龕或西、南、北壁各開一龕並塑像,是在北朝時期方形覆斗頂窟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佛壇窟則是在窟內設佛壇造像,有的主尊背後有背屏與窟頂相連,係盛唐(712~756)以後受兩京地區石窟影響而出現的。大像窟是在主室正壁貼壁塑倚坐大佛,像兩側及後部鑿出隧道式的禮拜道,著名的如唐武周延載二年(695)開鑿的北大像(第96窟)及唐開元九年(721)開鑿的南大像(第130窟)。涅槃窟又稱臥佛窟,是在平面呈橫長方形的主室後部設涅槃台,台上塑佛涅槃像,如第148、158窟。
 隋唐鋪像愈趨華麗,隋代一般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或一佛二弟子四菩薩的組合,至唐代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七身一鋪,或者再加二力士九身一鋪的群像成為主要形式。隋代造像面相方圓,身軀挺直,質樸平實、簡潔含蓄而又不乏細膩生動。唐代造像經初唐(618~712)過渡至盛唐時期,寫實技巧得到高度發展,在人體結構及形體特徵上表現更充分,逐漸形成面相圓潤、身軀豐腴的典型樣式。佛寬肩細腰,端嚴慈祥;迦葉睿智老成,阿難單純溫順;菩薩身軀多呈優美的「S」形,目光恬淡柔和;天王、力士身軀健壯,威武勇猛,尤其是力士之肌肉多被誇張以突出其力量感;在鋪像的組合上注重彰顯不同人物的內在神態,感染力極強,典型的樣式如盛唐第45窟西壁龕像。中唐(756~846)、晚唐(846~907)在盛唐造像樣式的基礎上,佛、菩薩的面容、身材更趨豐腴,盛唐造像中體現出來的自信及張力逐步消失,而是在塑繪上更顯精謹工細。
 經變畫的流行是隋唐壁畫最大的特色,不僅數量繁多,而且取代了早期佛傳、本生及因緣故事而占據了石窟壁面的主體位置。隋至中唐時期,最為流行的有觀無量壽、阿彌陀、彌勒、法華及維摩詰經變等。觀無量壽、阿彌陀經變是宣揚西方淨土的經變圖,有唐一代繪製的總數不下百幅,不僅在數量上占據絕對優勢,而且其淨土世界的展現方式及畫面的構圖形式對其他經變畫有著深刻的影響。如在初唐第220窟南壁阿彌陀經變相中,就已形成以阿彌陀佛及二脇侍菩薩為中心,周邊圍繞聽法聖眾,上有殿宇樓閣、乘雲聽法聖眾、不鼓自鳴的天樂,下為蓮池、伎樂等的構圖形式,對其後的西方淨土、彌勒、華嚴、藥師等經變有重要影響。盛唐觀無量壽經變相形成中間主體畫面描繪西方淨土世界,兩側條幅內繪未生怨、十六觀的構圖方式,為盛、中唐及其以後的部分藥師、報恩、金剛、金光明、密嚴等經變相所採用。中、晚唐東方藥師經變增多,尤其是在晚唐多達三十鋪,反映了該時期東方藥師淨土信仰的流行。晚唐新出現的勞度叉鬥聖變主要依據降魔變文繪製,以宏大的場面和戲劇性的手法,舍利弗、勞度叉分別坐於畫面兩側對稱性的構圖方式,表現舍利弗和勞度叉鬥法的過程及情景。此對稱性構圖方法首先見於維摩詰經變相中。此外中唐時期流行屏風畫的構圖方式,典型的如第159窟主室,除西壁龕、東壁窟門外,周壁並列繪經變畫,每幅經變畫下部再並列二至三幅豎構圖屏風圖,頗具時代特色。除經變畫外,密宗題材、瑞像圖及佛教史跡畫等在唐代都有流行。供養人在唐代亦開始占據甬道或主室較顯著的位置,最具代表性的如晚唐第156窟張議潮及夫人出行圖等。
 五代、北宋(960~1127)時,歸義軍曹氏統治敦煌。曹氏仿中原設立畫院。現存曹氏畫院主持修造的洞窟約五十五個,其中十餘個有明確紀年。該時期最典型的洞窟形制為中心佛壇式,一般規模都較大,在主室中部偏後設馬蹄形佛壇,但由於多開鑿在下層,塑像多遭毀壞。窟內壁畫以經變相為主,多延續了晚唐以來藥師、維摩詰、彌勒、華嚴經及勞度叉鬥聖等變相,新增題材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等,賢愚經變新增添了部分內容。該時期佛教史跡畫較為流行,特別是第61窟西壁五台山圖尤為引人注目,面積達60平方公尺,將五台山及周圍約250公里內的山川形勢、寺塔聖蹟都囊括在內,內容極為豐富。該時期供養人像更為高大,出行圖也有一定的發展,如第100窟曹議金及回鶻公主出行圖等。
 莫高窟現存西夏洞窟約七十七個,根據新的研究,認為有些仍屬曹氏歸義軍時期(914~1036)所建,另有一些由回鶻人所建。這些洞窟多係改造和修繕前朝洞窟而建,經變相、供養人的表現手法趨於程式化、簡單化,新出現十六羅漢、儒童本生、金剛手及五佛曼荼羅等題材,呈現出顯密雜陳的特點。創自晚唐周昉的水月觀音,在五代、宋以後民間塑繪比較普遍,莫高窟五代、宋即保存約十三幅,西夏第237窟前室西壁繪兩鋪水月觀音圖,頗得其安詳閑適之神態。莫高窟現存元窟約十個,多係方形覆斗頂窟,亦有佛壇窟、中心柱窟等形制。元代信奉藏傳佛教,壁畫題材多以密宗曼荼羅為主。該時期有的壁畫呈現出很高的水平,如開鑿於元至正年間(1341~1367)的第3窟主室南、北壁之千手千眼觀音變相,觀音使用鐵線、蘭葉及折蘆等多種描法,筆法精湛。另如第61窟熾盛光佛變相和黃道十二宮天象圖是莫高窟壁畫中僅見的題材。此外,過去通常認為是元代開鑿的第465窟,根據主室窟門南側藏文題記及該窟內容與晚唐《金統二年(881)壁畫表錄》對照,應屬於中唐時期。
 莫高窟在明(1368~1644)清(1644~1911)兩代陷於荒廢,二十世紀初道士王圓籙偶然發現藏經洞(現編號第17窟),內藏經卷文書數萬件及其他大量珍貴文物。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先後從王道士手中用少量金錢取走大量經卷文書及繪畫作品等,引起中國學者羅振玉等的注意。一九一○年清學部曾電令甘督何彥升將其餘經卷等悉數收買送往北京,但由於官員的愚昧和王道士的貪婪,王道士私藏了不少經卷文書,運送途中亦多有散失;其後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奧登堡(Sergei Oldenburg)考察隊及英國人斯坦因又先後從王道士手中購買了數百寫卷。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美國人華爾納(Langdon Warner)來到敦煌時,藏經洞遺物已經一空,於是揭走了莫高窟部分壁畫,並搬走了一尊雕塑。經過外國考察隊、探險家的掠奪以及藏經洞文物在中國國內的流散,現在藏經洞文物分散在中、日、歐洲及美國等世界各地公私收藏者手中,其中大部分主要集中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大英博物館,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寫本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及中國國家圖書館等。一九四四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成為有專業人員管理、調查石窟及臨摹壁畫等的專責機構,一九五一年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