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岡石窟
yun gang shi ku

舊稱靈岩。位於山西省大同市西約15公里武州山南麓、武州川的北岸，東西綿延約1公里。始鑿於北魏（386～534），現存主要洞窟四十五個，分作東、中、西三區，多坐北朝南。東區四窟（第1～4窟），中區九窟（第5～13窟），西區三十二窟（第14～45窟）。此外尚有許多小窟，共計一千一百多個窟龕，大小造像五萬一千餘尊。《魏書‧釋老志》記述：「和平（460～465）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自北魏道武帝天興元年（398）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平城作為北魏統治中心，前後近百年。武州塞地不僅是北魏舊都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北）與平城間往來的交通要塞，同時又是北魏皇室行幸祈福的聖地。雲岡石窟於此開鑿，遂成為都城附近的佛教聖地，是北朝（386～581）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九六一年列為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二○○一年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雲岡石窟開窟的年代有三種說法：一是北魏神瑞年間（414～415），二是文成帝（452～465在位）復佛法之後的興安二年（453），三是文成帝和平元年（460）。現存主要洞窟，大都是和平元年到太和十八年孝文帝遷洛陽前三十多年間開鑿的，其餘中小型窟龕的開鑿延續到正光年間（520～525）。據《廣弘明集》記載，唐貞觀十四年（640）在雲岡又開始進行個別的石窟工程。然石窟自北魏開鑿以來，遭受氣候變化、崖面滲水、地震等因素破壞，造成許多雕像風化崩塌，歷代雖多進行整修工程，但殘毀部分已難再修復原貌。
　按形制和造像內容、樣式發展，該石窟造像主要可分三期。第一期始於北魏和平年間，即和平元年文成帝令沙門統曇曜開鑿的五大窟（第16～20窟），習稱曇曜五窟。此時期的洞窟共同特點是皆為大像窟，平面呈馬蹄形，穹窿頂，開拱門、明窗。主要是三世佛造像組合，正壁主尊深目高鼻，形體偉岸而有氣勢，占據窟內大部空間，形成獨具特色的洞窟形制，屬於北魏早期佛教石窟造像的典型樣式。
　此後至北魏太和十八年為第二期，包括東區的第1～3窟及中區的第5～13窟。此階段出現了雙窟，甚至三窟一組的組窟，題材亦較前期豐富。形制主要有大像窟、中心柱窟等。大像窟如第9、10窟，平面呈馬蹄形，穹窿頂，正壁主尊為大型造像，大像左右及後面開甬道成右繞迴行的禮拜道，壁面雕千佛或分層布龕。中心柱窟如第1、2、6窟，平面方形，平頂，洞窟中央雕方形塔柱連接窟頂。洞窟多具前、後室，雕飾華麗。造像體量比第一期小，主尊多為釋迦牟尼佛、交腳彌勒或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其餘壁龕分欄分段布局，形式出現了圓券龕、盝形龕、屋形龕及寶塔等漢式建築風格，龕內造像有立佛、坐佛、交腳菩薩、二佛並坐、七佛立像、千佛、半跏思惟菩薩、維摩經變相等。由以上造像主題可知當時《妙法蓮華經》、《維摩詰經》等大乘經典的流行。壁面最下層雕供養人行列，窟頂多雕平棊、蓮花、飛天等圖樣。另有護法神如鳩摩羅天、摩醯首羅天、阿修羅天等；飛天造型多樣，有樂神乾闥婆、舞神緊那羅、金翅鳥迦樓羅，甚至出現飛天夜叉形象。同時有佛傳和佛本生故事，以連環畫式浮雕或龕像表現，如太子競射、降魔成道、鹿野苑初轉法輪、燃燈佛授記本生、睒子本生等故事，更有取材自曇曜與西域僧人吉迦夜合譯《雜寶藏經》的因緣故事。此時期石窟的開鑿正值孝文帝（471～499在位）推行漢化改革，佛裝演變為褒衣博帶式，窟龕構造出現漢式建築形式，反映出與南朝（420～589）文化相互交流的影響。洞窟已由皇室轉由地方官吏、民間信士出資鐫造，如第11窟東壁上層的太和七年「邑義信士等五十四人所造九十四區（軀）諸菩薩像」，該銘刻亦為該石窟中現存最早的造像題記。
　第三期洞窟約於北魏太和十八年至正光五年（494～524），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及第4、14、15窟等的中小型窟龕。此時期皇室大規模開窟工程基本已停止，但地方官吏與民間信士仍持續開窟造像，營建規模更小，窟龕總數約一百五十座以上。多為單窟，構造規整，大部分不開明窗，平頂刻蓮花，窟門多呈方形。洞窟類型繁雜，有四壁三龕式、四壁重龕式、中心柱窟、千佛洞等，窟門外崖面上雕飾越晚越趨繁縟。造像面形清秀，長頸削肩，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褶紋重疊而複雜，更為樣板形式化，為北魏晚期佛教造像特色。由於供養人身分不同，洞窟也參差不齊、大小不一，且多在第一期和第二期開鑿的洞窟內外補鑿小龕。
　該石窟是新疆以東較早出現的大型石窟群，係北魏集聚國家力量，調遣全國技藝高超的藝術家和工匠所營造，為中國石窟的發展建立了特有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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